重述与解读 如果说长篇章回体小说《金瓶梅》堪称世间奇书，那么，著名学者陈东有教授的《金瓶梅人物榜》系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1年8月第l版)则是破解这部“奇书”一个大胆而有意义的尝试。
《金瓶梅人物榜》以系列小说形式，将原著分解改写成以不同人物为中心的多个叙事文本，重新梳理原著纷繁的人物故事，多角度揭示原著丰富的内涵。编著者尊重原著，充分保留原著精华和整体风格，并根据小说原著所提供的线索及研究心得对人物身世进行拓展交代。该系列中各书既可独立成篇。又可合成一个整体。以这样一种通俗方式对《金瓶梅》进行重新解读，堪称别具创意与匠心。
《金瓶梅》以西门庆及其家庭从发迹到败落的兴衰史为中心，通过书中众多个性鲜明的各阶层人物群像的描绘，展示市井百态、反映官场玄机，成功地呈现了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上有很高的地位，从学术研究角度纵横剖析《金瓶梅》的论著众多，早已形成“金学”。但是，对于广大的读者来说，学术研究的抽象结论与小说读者的阅读体验之间隔阂依然存在，如何在学术研究与一般读者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金瓶梅人物榜》系列做出了自己探索。
陈东有教授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金瓶梅》研究。他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呈现出鲜明的学术个性和独到的学术取向。他始终致力于从两个角度进行深入探索：其一。从社会经济发展史与社会变迁的层面进入“金学”研究，致力于文学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性的剖析，深刻发掘小说丰富的社会经济学内涵；其二，引入当代文学理论进行《金瓶梅》研究，如他把“艺术思维指向”研究引入“金学”领域，从而获得了许多新的发现。多年以来，陈东有教授的“金学”研究以其新颖的研究角度、多元的研究方法和丰硕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学术界充分的肯定，被认为“给古老而年轻的‘金学’研究领域吹进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即便在今天看来，仍然闪烁着学术的光芒”。(温文认语)
与学术研究不同，此次陈东有教授大胆变换笔调，以小说方式重新讲述《金瓶梅》的故事。这是一种改写，却是一种全新的学术创造，是对原著的独特解析和阐释。因为对于读者来说，《金瓶梅》是一部大书、“奇书”，内涵丰富、寓意深刻，一般读者不容易掌握原著的精髓，陈东有教授将其对《金瓶梅》长期深入研究的发现和结论，通俗地讲给广大普通读者。这样一种尝试和探索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和价值：
其一，改编文本打破了原著的叙事结构和情节推进方式，转而以《金瓶梅》中主要人物为核心，重新结构和讲述故事，使小说中比较分散的社会经济文化内涵得以更为清晰地凸显和表达。
《金瓶梅人物榜》系列根据各卷主人公的特点，在每一卷中重点挖掘《金瓶梅》中某一方面的内涵，全书各卷之间既相互沟通，又相对独立，展现出丰富生动的社会景观。如西门庆作为原著中的核心人物(《金瓶梅》又称《西门传》)，他既是小说中妻妾故事的焦点，又与官场、社会密切关联。编著者在《西门大官人》卷中，以他为核心重点展示了当时“新兴资产者”的精神世界，展示了那一时代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正如陈东有教授所指出的，“在西门庆身上，突出地体现出16世纪前后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某些方面的特征，反映出中国的商业小社会中，处于婴孩阶段的资产者们发展成长的某些特征。而这一切，既反映出时代文化的某些方面的积淀，也反映出时代文化的某些气象”。小说的叙述效果与作者学术研究的结论相互印证。
原著中潘金莲、李瓶儿、春梅也都是主要人物，由于身份的不同，相对于西门庆，在潘金莲、李瓶儿身上发生的是一个大家庭里妻妾之间的种种故事，在春梅身上，则充分体现了主仆之间的恩怨情仇。由于编著者对小说有着学术层面的整体把握，当读者沿着编著者的导引，从不同主人公的角度阅读故事时，纷繁的故事变得十分清晰，小说的社会经济文化内涵得以充分地解析和表达。
其二，改编文本始终关注主要人物命运，从不同的人物角度讲述故事，因而对主人公的命运及其内在性格矛盾，有着更为集中的描写，深刻地揭示了《金瓶梅》的主旨，读者从中获得对原著主要人物的全新认识。
《金瓶梅人物榜》系列围绕着主要人物展示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世界。当编著者将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故事单独演绎、讲述时，对于这些人物身世、性格、内心世界的剖析，无疑使读者有了新的发现。从一定意义上改变了以往对于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等“奸夫、淫妇、无耻之流”的片面认识。比如，潘金莲被人们定格为“淫妇”的代表。但《潘金莲与李瓶儿》却给读者以全面地关注这个人物的角度：她出身卑微，受人摆布，聪明和美丽又使她不断地反抗与“命”搏斗。与武大的不幸婚姻，使她心有不甘，对武松的爱慕，使她那不伦的爱情追求遭受挫折。她内心的情感欲望与渴求给王婆以可趁之机，开始了她后来的悲剧。只有站在潘金莲人生命运和性格特征的角度，读者才能够更正确而深刻地理解这个人物，客观看待她的放纵情欲。正如编著者在其学术著作中指出的，潘金莲的行为“是在封建理性挤压下，克制不住的情感欲望的流露乃至发泄”，“是一个重压之下的生命拼力挣扎的表现”，“是一个不以时代的道德规范为桎梏，而以谋求正常的情欲需要的活生生的人性的再现。”读者在《潘金莲与李瓶儿》中看到的潘金莲，正是这一学术结论的文学演绎。学者的深入研究，转化为小说家的叙述，编著者对这些人物的认识和态度，正是通过故事的讲述自然地表达出来，并在读者心中获得深层的共鸣和接受。从这一角度来说，小说的力量大大超越了学术著作的影响力。
《金瓶梅》自它诞生之日起，就将毁誉聚于一身。清代康熙年间小说理论家张竹坡曾做评点本《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肯定了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金瓶梅》的理解仍存在许多困惑。《金瓶梅人物榜》系列，以小说中不同人物的角度，重新结构全篇，从不同的叙事视角，讲述“金瓶梅”的故事。在严肃的学术写作之外，展示并传播了编著者“金学，，研究的学术成果，为广大普通读者走近《金瓶梅》、读懂《金瓶梅》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帮助。这种尝试，对于读者深刻理解小说原著的内涵，把握小说头绪纷繁的事件、人物和故事；对于充分展示小说中的社会万象。把握“金瓶梅”的“非小说”意味；对于重新梳理原著赋予不同人物的身份特征，把握小说原著入木三分的人物身份刻画以及由此折射出的人物性格特征、文化特征。等等，均具有十分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我自做我之《金瓶梅》
倪爱珍
《金瓶梅词话》产生于明代，是中国第一部由文人创作，第一部以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影响很大，明清时期即出现了一些续书，如《玉娇李》《续金瓶梅》等。陈东有教授新近出版的《金瓶梅人物榜》系列不是续说《金瓶梅》，而是重说《金瓶梅》，融入了新的理念见解，采用了新的叙事策略，在故事内容上也有所增删改易，是一次大胆的尝 试，显示了一种积极探索的学术精神。
陈东有教授从1987年开始潜心致力于《金瓶梅》的研究，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此次推出的《金瓶梅人物榜》，意在将多年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成大众可以接受的通俗形式。引导普通读者更好地理解这部“第一奇书”。这转化首先表现在人物传记的叙事体例上。传记体源于《史记》，其后在唐传奇、宋话本、明清小说中承续，是最具中国传统特色，也是最易为大众所接受的一种叙事体例。它以人物的命运为线索，串联起与之相关的诸多事件，折射出纷繁复杂的世态万象。《西门大官人》主要突出西门庆一生对金钱和女色毫无节制的追求，通过其在商场、官场和其他社会舞台上的故事，真实地反映中国十六、七世纪的社会风情，引发人们关于生命与欲望的形而上思考。《潘金莲与李瓶儿》以潘金莲、李瓶儿为线索，展示西门庆妻妾之间的勾心斗角，反映封建社会中女性的悲惨命运。《傲婢春梅》讲述潘金莲的贴身丫环春梅颇为戏剧化的人生故事，反映大家庭中各色人等的喜怒哀乐、恩怨情仇，并收束全书。叙事体例看起来似乎只是形式问题，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形式对于内容的传达影响是很大的。人物传记讲述人物从生到死的历程，所以随着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的死去，故事也就自然结束。原著的故事“起以玉皇庙。终以永福寺”的叙事时间安排，一宅二寺院的叙事空间布局，这结构之技后面蕴含着结构之道，即给故事蒙上一层宗教色彩，表达了世事悲凉的命运感。
人物传记的叙事范式首先需要对人物特性有个基本界定，这是全书的灵魂，一切增删改易都围绕它进行。而且人物是小说最核心的要素，《金瓶梅人物榜》中的人物形象与原著有所差异，已融入了陈东有教授多年的学术研究成果，折射出现代人关于人性、欲望、生存的理念。比如在传统观念中已成为“淫妇”代名词的潘金莲，作者却认为其偷情、杀夫等行为是“在封建理性挤压下，克制不住的情感欲望的流露乃至发泄”，“是一个重压之下的生命拼力挣扎的表现”。“是一个不以时代的道德规范为桎梏，而以谋求正常的情欲需要的活生生的人性的再现”。正是从这样的观念出发，作者在《潘金莲与李瓶儿》一书中对原著进行了改易，增加了较多的心理描写。从叙事学角度看，对人物心理的透视，会拉近人物与读者的距离，改变读者的道德伦理倾向。比如毒杀武大郎事件中的改动：第一，原著中，当王婆说出用砒霜毒死武大的计谋后，根本没写潘金莲的反应。改编本则增加了心理描写：“潘金莲此时觉得王婆眼里放出的是欢乐的神采，她自己的心也被说动了。武大一死，自己就肯定是西门庆的人了。这不正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好事么?”但是，当王婆交给她砒霜时，她“又有些害怕”。第二，当金莲把毒药朝武大口边送去时，原著描述是：“左手扶起武大，右手把药便灌，武大呷了一口，说道：‘大嫂，这药好难吃！’那妇人道：‘只要他医得病好，管甚么难吃！’武大再呷第二口时，被这婆娘就势只一灌，一盏药都灌下喉咙去了。”改编文则是：“左手扶起武大，右手拿起药盏，送至半中，意欲停止，谁知武大正把此药当成救命灵芝。伸出左手来抓住金莲右手，张嘴喝了一口：‘大嫂，这药好难吃！’到此地步，金莲只得说道：‘良药苦口。大哥，你就全吃了吧！武大再张嘴，金莲一狠心，就势一灌，一盏药竟全灌下去了。金莲慌忙放倒武大，跳下床来，瞪大杏眼望着武大……张大的杏仁在跳动的灯光里闪着恐慌的神色，手心全是冷汗。”作者通过对潘金莲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的透视及其不安、恐惧的神态、动作的描写，来表现她的无奈，她的恻隐之心，与原著中那个毫无人性的恶妇形象迥异。再比如《傲婢春梅》一书中，作者用一个“傲”字概括春梅的性格，并以此来决定对原著中相关内容的增删改易。为了满足读者对传记文体的阅读期待，即关于一个人从生到死的完整记录，作者精心地创作了春梅的出生，突出她身世的悲惨及其性格中的“傲”，为下文奠定了基调。周岁死娘，三岁死爹，15岁时，洪水使他失去了最后一位亲人――叔叔庞员外，人贩子用50个馍买小孩，她只要了10个馍。自己吃了6个，放4个给叔叔身边，另外40个馍不要。只求人贩子把叔叔挖坑安葬，小小年纪遇事不慌，有主见。被薛嫂买走时，虽是头一回坐轿，却不问一句，径直上轿，落落大方。卖到西门庆家时。看到孙雪娥对吴月娘奴颜媚骨的言行，很鄙视地“哼”了一声，为熬粥的事敢于与孙雪娥大闹。作者的创作与原著中人物的性格基本保持了一致。
陈东有教授对原著的改编还表现在叙事的艺术上。《金瓶梅词话》是中国第一部由文人创作的长篇小说，突破了以往小说注重传奇色彩、故事性强、人物善恶分明等模式，首次以日常家庭生活为描写对象，把重心从故事情节转移到人物形象上，所以“闲笔”较多。陈东有教授在改编时，为了照应普通读者的阅读习惯，强化了故事性，加快了叙事的速度。比如第一回，删去了原著中吴道观主持十兄弟结拜时的疏纸内容，简化了西门庆与王婆商量如何勾引潘金莲之事。原著中。西门庆第一次见到潘金莲后，便垂涎三尺，于是在潘金莲隔壁的王婆店门前踅来踅去上十次。第一次进王婆店是为了打听潘金莲情况。未及两个时辰又第二次踅进去，边喝酸梅汤边请王婆说媒，天色晚时又踅进去吃和合汤。回家后，次日清晨，又踅进去，和王婆谈买武大郎家烧饼，其实都是找借口。然后，又在门前踅来踅去七八遍，最后终于说出了心事――想得到潘金莲。《西门大官人》则只写了两次，第二次吃酸梅汤时便抖出了心事。《潘金莲与李瓶儿》也写了两次。只不过第二次吃的是和合汤。作者如此改动，也许不仅是为了加快故事推进的速度，也可能是认为西门庆踅进踅出十几次才说出心事的行为不符合他厚颜无耻的性格。
叙事策略的调整还表现在故事详略、叙述视角、语言风格等上面。因为从一本《金瓶梅》中分解出三本人物传记，必然会遇到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在三本书中讲述同一个故事。比如。潘金莲叉竿打西门庆一事，原著先描述金莲眼中的西门庆。再描述西门庆眼中的金莲。《西门大官人》则只写了西门庆眼中的金莲，把全知叙述改为限知叙述。《潘金莲与李瓶儿》先写金莲眼中的西门庆，再写西门庆眼中的金莲。西门庆娶孟玉楼之事，《西门大官人》中以全知叙述者方式详细叙述，《潘金莲与李瓶儿》则改由人物玳安转述。这些叙述策略的运用使每本书的故事保持了完整性，连贯性，使这三本书均可独立阅读，而不影响对金瓶梅故事的了解。为了适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作者把人物对话中的有些古语改成了现代语，淡化了原著的说书人口吻，略去了“话说”“话休饶舌”“看官听说”之类的套话。化用了其中的诗词。
清代张竹坡在评点《金瓶梅》的《竹破闲话》中说，“我切将他人炎凉之书，其所以前后经营者，细细算出，一者可以消我闷坏，二者算出古人之书，亦可算我今又经营一书。我虽未有所作。而我所以持往作书之法，不尽备于是乎！然则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金瓶梅》也哉！”张竹坡未有所作，仅评点其章法笔法之精妙，尚且称“我自傲我之《金瓶梅》”，那么，陈东有教授重新讲述金瓶梅故事，则更是“我自做我之《金瓶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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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蔚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