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白 本名顾绍文。1963年毕业于上海市向阳中学（高中）。历任上海市总工会《工人创作》编辑部编辑，《萌芽》杂志编辑，《中外电影》编辑部编辑，收获杂志社编辑、出版部主任，上海市作家协会影视剧本创作中心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二级。
谷白先生约我在绍兴路的汉源书店见面，私心里就赞了一下他挑地方的品味：在40度的上海，还有什么比这条窄窄的短短的然而树荫满满的小路上的这间玻璃橱窗通透冷气又足的安静书店更适合等人呢？事实上，除了品味，这样的安排本身就显示了他作为“骨子里的上海人”（沈善增语）的那种妥帖与周到——这是一个在地理上距离我的杂志社和他的家都不远的位置，并且，任何一方如果因为什么早到或者迟到了，等待的那个人在这一屋子的书海里也是怎样都不会无聊的。
当然，妥帖如他，自然是不会迟到的。下午三点太阳最炙热的时候，谷白穿着素色棉布衬衣，戴着一副雷朋太阳镜如约而至，笑眯眯点上一壶茶水替换了我的咖啡——“年纪轻轻的，喝茶好”；然后熟悉自如地与我聊了聊共同的熟人轶事——自然，于我都是师长，与他都是老友；这时候再聊到他和他的创作，大家都少了很多“采访与被采访”的生硬心情，一切都变得流畅自在起来。
“伟人也有爱情，伟人也会软弱”
提到剧作家谷白，他的“时间三部曲”自然是绕不开的代表作，这个由《邓小平1928》《高考1978》和《黎明1949》组成的系列，巧妙地选择了三个非常具体的时间点，利用真实存在的领袖人物或宏大事件，从材料中索引细节，又以细节为基础合理虚构，从而构建出了亦真亦幻的剧情世界。
2004年，出自谷白之手的《邓小平1928》上映，电影独辟蹊径，讲述了1927年深秋至1928年初夏，邓小平凭着过人智慧和无畏胆识，在危机四伏中出生入死、化险为夷，保障中央领导机关的正常运作的故事。如果说这一些剧情还只是角度特别点，那么这部戏还有一个惊人的亮点，就是创造性地在剧情中动人地描绘了邓小平与第一任妻子张锡媛的浪漫爱情。说到这个创意，十年过去了，古稀之年的谷白依然露出了得意的神色：“这个剧情完全是我通过邓小平女儿毛毛所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推理’出来的，在此之前所有涉及邓小平的文学影视作品都鲜有提及，而我之所以敢作这个推理，正是因为毛毛的回忆录里提到了她。”
以领袖人物为主角的作品之所以难写，除了各种敏感因素以外，最痛苦的莫过于那些你知道的素材所有人都知道，而一般人难以触及的隐秘细节，你也很难有途径知晓。于是，谷白找来了关于邓小平的各种材料，做年代索引，做事件记录，做人物关系图谱，做到张锡媛的时候忽然福至心灵：毛毛是没有直接接触过张锡媛的，所以她对张应该完全没有主观态度，那么在她的文字里所体现出来的那些描述和评价，唯一的来源就是她的父亲啊——所以，虽然邓小平没有留下直接叙述张锡媛的记录，但，这不就是最直接的记录么。顿悟之下的谷白仅用月余时间就塑造出了一个人们从未见识过的“邓小平”，一次就通过了“重大办”、邓小平办公室的审核和邓家后人的肯定，甚至还获得了难得的“正反面形象均丰满”的好评。《邓小平1928》的成功，使谷白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有了心得——合情合理、细节精确。为此，他举了个通俗例子：“如今的爱情剧，各种凄美故事轮番登场，赚人眼泪。然而如果观众看完了心生疑惑——但是在最开始他为什么会爱上她？这问题一出，整个作品都可以‘回家歇着’了。反过来说，倘若看到最后，观众会禁不住追问——他为什么还是不能爱她？这就说明作品的内核足够坚硬了。”
也正因为如此，轰动一时的电影《高考1977》虽然引发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和共鸣，社会反响强烈，然而作为编剧之一，谷白却坦言，电影有着不小的遗憾，“甚至背离了创作的初衷”。影片中的陈甫德因为“历史反革命”身份导致女儿陈琼从小备受歧视和打击，上不了大学，因而对父亲产生憎恨；而当陈甫德听说了恢复高考的政策，不远万里来到北大荒、亲送复习资料时，内心复杂的女儿却将用心良苦的父亲拒之于门外。“这几场戏赚足了观众的眼泪，但拍摄时把父亲处理成了“反革命”帽子是被错扣的，那么陈甫德就是冤枉的了，那就弱化了人物和故事的寓意。”谷白透露，按照自己原本的创作意图，陈甫德也不是什么好丈夫，但是“不是好丈夫，又是‘反革命’分子的人的女儿也能考大学、上大学了，这才是这对父女存在于作品中的力量。” 在谷白看来，无论是整个作品还是某个人物，第一原则是真实，第二原则是准确，只有二者相辅相成，剧情和立意才能隽永。否则，就经不起观众的咀嚼。“咀嚼这个词，在这个快速生产又快速消耗的时代，对创作者和观赏者来说都有点陌生了。”谷白意味深长地说，“但是观众心里是明白的，即使主观上淡忘了，也会无意识地去做的。”
本着这样的“业界良心”，继《邓小平1928》和《高考1977》之后，谷白在为庆贺共和国60华诞而作的大型历史诗剧《黎明1949》中，又为观众贡献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领袖。“没有自由啊，‘万类霜天竞自由’，毛泽东不能。”“睡不着，吃安眠药，吃了安眠药还是睡不着，就跑了出来……”1948年12月30日，黎明将至。毛泽东在西柏坡，运筹帷幄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南京的蒋介石则纠结于内战失败的原因及退路。然而，这天的毛泽东没有踌躇满志，却忧虑和不眠着，这样的毛泽东，似乎观众都没见过。对此，编剧谷白并不讳言，“我敢说，像这样写毛泽东的角度，我是第一个。”可不是么，文学作品中的领袖人物多因思维定势而千篇一律，比如毛泽东，往往指夹香烟，指点江山，谈笑风生。而谷白笔下的“这一个”毛泽东却不那样，这让姜文也动了心，姜文在看了剧本以后不仅给予了高度评价，更表示非常想出演毛泽东这个角色，但因为彼时正在北京拍摄《让子弹飞》而无法兼顾，据说还一度请求为他留出B角呢。
“一目了然”与“三年一剑”
早在2009年，谷白为了创作《黎明1949》研究了大量史料，剧本初稿出来时，就因劳累过度，左眼黄斑变性，视物只能用一只眼睛，后来剧本的几稿修改都是在“一目了然”的情况下进行的。然而随着《黎明1949》的定稿、公演、获得成功，虽然他的“时间三部曲”圆满画上了句号，可他却至今没有停止在电脑前码字的危险动作——要知道，早在三年前眼疾发作的时候，医生就已经数次警告他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了。可是谷白说，他太忙，不能停下，因为三年前作协就给了他以商务印书馆的百年历史为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创作任务，如今三年磨一剑，终于就要完成大纲和初稿了。 是的，三年，还未完成第一稿，这在很多网络作者一天写三千字，一月出一本书的今天，简直是让人无法接受的节奏。然而事情放在谷白的身上，就是合理的，因为他太认真太用力了。“其实我在接受这一写作任务时，是有犹豫的，”谷白坦言，“尽管我表面上看起来还是精力充沛的样子，但内心里不是没意识到自己老了的，你知道我已经七十岁了。”除了身体原因，其实他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还有最想写的东西没有写，“那是不写出来无法给自己一个交待的。”谷白说，其实自己的很多作品都是应邀创作的，还有一些是作协“布置”的工作，虽然创作的过程是自由的愉快的，但终究还是想为自己写点什么。这牵挂于心的写作计划，其中之一就是“改写元杂剧系列”，创作动机是有感于国内的剧作家太热衷于借用、改写西剧了。“我们近几年有多少话剧、电影在抄莎士比亚啊，比如电影《喜马拉雅王子》，不就是改编了《王子复仇记》嘛。”谷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可是我们中国的剧为什么要改编莎士比亚呢？我们的老祖宗早已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戏剧资源啊。”于是谷白身体力行，先写出了一篇改编自关汉卿《窦娥冤》的新剧《雪窦娥冤记》，从原著中那个被人忽略了几千年的“昏庸官判”的角度，重新叙述了整个故事，可以说既传统熟悉，又标新立异，据说谷老的好友、已故作协副主席赵长天当时看了直言称赞：“你是大师了。你的其他作品，包括《黎明1949》，我好好用功或许可以写得出，但这篇东西我无论如何写不出。”于是受到鼓励的谷白深感此事可行，又完成了改写《墙头马上》《灰阑记》等剧的构思，跃跃欲试着酝酿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写作计划，谷白酝酿了至少有三十年，就是以他的父亲为模特写一部长篇小说。谷白的父亲生前学过生意，做过排字工，收过徒弟，还做过间谍被上过电刑，又因之当上接收大员，其间开过报馆、工厂、舞厅，当然也吃过官司……这样精彩的一生，让他随风而逝未免太过可惜，要知道这里面随便挑选一段都是活灵活现的“老上海风情录”啊，如果能够由谷白亲自整理、创作、重新演绎，想想都令人期待。
然而以上两个愿望，谷白一个也没实现。因为，他被张元济套住了。张元济是谁？商务印书馆创始人是也。听“精研”了三年的谷白说起来，真是大大的出彩——这张元济简直可以说是民国史的形象代言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比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鲁迅、胡适等等更具典型意义。张元济既是民国历史的见证者，也是亲历者，又是坚定的开路先锋，并且还是虚怀若谷的探索者，更是民国史的执笔者。“或者说，由他的执笔，民国史才写成今天的这样子。民国史里最有价值的部分，与他的妙笔生花密不可分。”听到这里，我终于有点明白这个剧作的第一稿为什么就可以写三年了——即使是写一个相对通俗的电视剧， 谷白依然坚持着他纯粹和精确的人物刻画标准——这在编剧写剧本只求快写多卖的今天，真的很傻，可是多么珍贵。
记者：你的“时间三部曲”《邓小平1928》《高考1978》《黎明1949》，取名上都用了名词与数字组合的形式，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谷白：我取的时候就是图个方便，对编剧来说重要的是内容，名字就是个符号。当然我这样起名，也可以理解为有一种时空概念在里面，比如《邓小平1928》，很明显，这就是讲述“1928年的邓小平发生了什么”的戏，至于他1927年在哪里1929年做了什么，肯定都没有。另外，其实“时间三部曲”的说法，也是一部一部作品出来之后别人帮我“总结”成一个系列的。
记者：这三部曲除了名字很像，内容也都多少涉及重大题材或者敏感话题，特别是涉及领袖人物的，这种电影通常都不太容易通过子女后代的“情感审核”，而你的“青年邓小平”甚至还加入了爱情戏，这是艺高人胆大么？
谷白：《邓小平1928》曾经出了一本小说，是文汇出版社出版的，书里有个后记，说了甘苦，这个电影就是制片人确定的项目，我是执行者，我只不过完成制片人下达的创作任务；当然，能够一次就被通过，我是有点把握的，因为我觉得制片人的想法很好，好的想法大家都是看得懂的，就像好吃的菜谁都喜欢吃一样。
至于“青年邓小平”的爱情戏可不是我硬加的，不信请查《我的父亲邓小平》，中间说到小平同志到了晚年，还回想起张锡锾，说她是少有的漂亮。一个人过了几十年后，还要回想起另一个人（异性），那不是爱情，又是什么呢？再说，我历来胆小，看见警察都害怕，哪敢在伟人身上加什么呢？
记者：哪里胆小，我分明听你“语出惊人”——搞评论的都是搞创作失败了的，可是你自己也是个成熟的影评人……
谷白：基本上我就属于搞创作失败的人，哈哈，所以在失败之余，把人家的电影拿来撒撒气，不管中外电影都被我撒过，不过我还是认为我的评论比较客观，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可以保证不是炒作。
记者：说到炒作，最近《小时代》电影一出，但凡持批评态度的，都会被导演的支持者驳斥为“你行你上啊”，这种把文艺评论定义为“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观点，你要如何驳斥？
谷白：我经常坐着说话，可也腰疼；搞评论的人都是搞创作失败的人，自己创作没搞成功，就去评论别人了，这也是句玩笑话。影评首先要懂电影，要懂电影的各个方面，不光剧本创作，所以对影评人的要求是很高的，要懂美术、懂摄影、懂表演……光懂这些还不够，还要懂其他的，比如哲学、历史，还有生活的现状——我这是讲影评，但道理可以放在各个艺术门类的文艺评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