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冰 中国小说学会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省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广州市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评委。曾为文艺评论杂志主编，报纸高级记者。现为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目前主要研究“80后”文学与文化。入选新世纪本领域最有影响的35篇论文，入选中国作家协会新锐批评家，2011年入选“广东省十大优秀社会科学科普专家”。
士多店取自英文“store”的英文谐音。这个说法早期出现在中英文混用的香港，后来引入大陆。称为“士多”，是小杂货店的意思。士多店这个称谓是否广州专用，我没有考证。但依我对广州的经验，这座城市里，它是无处不在，几乎到了如影随形的地步。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第一次在广州小住，东山区一带的士多店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只要是成为小街小巷的地方，士多店就是一家连一家，茂盛得就像春风中拂动的柳枝，仿佛瞬间爆出无数个芽苞，即刻舒张，生气盎然——而且始终是这样的自然状态，在这里你可以买几两米，两个鸡蛋，一两花生油。店家不嫌弃你出手小，安静地用塑料袋把那点油装好。街坊老太低头专心地在一个木箱上摆弄着玲珑的鸡蛋，原来那里有一个圆孔，里面装着一个普通灯泡，鸡蛋在灯光下呈现不同的光影，以此判断它们的新鲜程度。内地来的我当时很惊讶，除了这个方式新奇外，就是士多店老板的随意和安静——不怕烦，一根针的生意也做，和和气气，聚沙成丘。
十多年后我来广州定居教书，第一次给大学生做问卷调查，有一道问题：毕业后你最想从事的职业？居然有相当数量的本地学生答曰：开一家士多店。我当时又被“惊到了”！士多店——真是广州文化、广府文化的一个标志吗？其中又蕴含怎样的文化经验呢？重商的价值观？不张扬不求大、务实的生活态度？瞧瞧我住处楼盘广州人士多店的对联，上联是：良心交易广生财，下联是：善性经营多得利，横批：货如轮转。里面有传统道德的良心善意，有民间祈福的气息，透着一分随遇而安，一分恬然淡定，店主人两口子也是面目慈祥，不急不躁，安静地卖他们的杂货。墙外有外地人打工者的租房，也有对联值得一提，因为恰好构成对比反差，上联是：一年三百六十日，下联是：没有一日不想钱，横批：思钱想厚——红纸黑字，字迹潦草，句子谈不上工整，但心意直白，焦虑跃然纸上。回想广州人的生活态度还真有点小富即安，经商可以从小处做起，那态度就是“润物细无声”一般地自然、一般地恬淡、一般地与世无争——那滋味还得细细品，一言难尽啊！可惜我们在文艺作品，尤其是广东小说中难以见到关于大量存在的士多店的描写。
再说亭子间。
亭子间属于上海方言，指上海等地旧式楼房中的小房间。一般位于灶披间之上、晒台之下的空间，高度二米左右，面积六七平方米，朝向北面，大多用作堆放杂物，或者居住佣人。狭小、阴暗，是石库门房子里最差的房间。前年我去上海新世界、田子坊等处，充分地领略了上海人做生意的本事，就旅游业来说，他们真是把石库门老街做得风生水起，做得人流如涌，做得遍地黄金。我在新世界酒吧街的尽头，买了20元门票参观了石库门博物馆，规模不大，两座高档次的石库门洋楼打通，加上花园，里面专门介绍了大多租给外来移民，主要是小文人居住的亭子间，介绍文字里多次提到鲁迅。看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一批文人在亭子间里“讨生活”，生活很焦虑，衣食无保障，却也留下许多文字的描写、文学的叙述。
亭子间里的生命状态显然与广州士多店的淡定恬然大大不同，这与两座城市的文化气质不同有关。其实，广州与上海两座城，近代有许多相近之处：都是靠海的大港口，都有浓郁的西洋风，都有跨文化交流的摩登时尚，但为什么终究还是大不同？回到文化艺术，回到叙述描写，为什么上海的文化艺术描写蔚为大观？为什么这方面的广州却是相形见绌？从亭子间走出来的文人有一种对上海的迷恋，享用士多店的广州人却少了一分冲动，其中缘由何在？一句随意，一句淡定就可以交代了吗？士多店啊亭子间，你们之间又有何种关联何种不同呢？纸短话长，期待读者诸君与我一道慢慢思量。
本期专栏头一篇是唐亚琪的人物采访，对象是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程美宝女士——香港人、牛津博士。程教授话语里透着学者睿智，以及一份久居广州的乡情，她的特殊身份，使我们对广州有了别一样的认知。作家于央将目光对准广州城中村，对准居住其间的“蚁族”，拳拳之心，悠悠之情，溢于言表，也算是对于当下城市的一份人文关怀。粤语是广州以及广府地区方言，通行于两广、港澳、海外华人聚居地，全球约有1.2亿人讲粤语。作为岭南作家，能以粤语入文，以粤语写岭南人、岭南事、岭南情，是令人神往的写作行为。王少瑜教授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我们期盼作家和学者的共同努力——不但让粤语入文，而且让她“活”起来，“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