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超过6000美元，属于中高收入阶段。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人口红利减弱、创新不足等因素，我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今天的中国与当年日本状况颇有相似之处。借鉴日本的经验，通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进行收入分配、产业结构和政府职能方面的改革，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完全有可能。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收入倍增 服务型政府
十八大报告提出了“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即所谓的“收入倍增计划”。依此计划，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19109元，2020年将超过38000元。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6100美元，正处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阶段，是社会矛盾高发时期，是否会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能否借助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现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的提出
世界银行按照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的高低将经济体划分为中、高、低收入阶段。2011年7月世界银行公布的最新划分标准为：低收入（人均GNI≤1005美元），中等收入（1006美元≤人均GNI≤12275美元，其中人均GNI≥3976美元为中高收入），高收入（人均GNI≥12276美元）。2000年以来我国对外投资增长迅速，GNI与GDP差距较小，可以用GDP代替GNI。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6100美元，属于中高收入国家。
部分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由于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经济增长停滞，从而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阶段。巴西、墨西哥、马来西亚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步入中等收入阶段，近年来其人均GDP仍然挣扎在3000-5000美元阶段，经济发展停滞不前。针对这种现象，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从世界经济发展进程来看，“中等收入陷阱”的确存在。除了西欧、美国、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等为数不多的国家和地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外，拉美、东南亚、东欧等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
我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虽然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保持较高增速，但在经济发展中逐渐暴露出一些经济和社会矛盾，若处理不当，我国也将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
（一）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会有效需求不足
这将是我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挑战的关键因素。拉美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与其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密不可分。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一度高达0.66。国际上通常将0.4作为贫富差距的分界线，我国的基尼系数不容乐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可以看到2003-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的变化情况。2003年最低为0.473，2008年高达0.491。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表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如图1所示。
收入差距过大，少数人拥有大部分国民财富，收入水平越高，其消费倾向越低，导致居民最终消费需求过低，不利于消费需求的增长。据统计，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长期在50%以下，2011年仅为35.5%，英美等发达国家均在60%以上。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也呈逐年下降趋势。2000年到2012年消费需求对GDP贡献率一路下滑，由65.1%降至51.8%。
（二）劳动力成本攀升，人口红利减弱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出口行业的快速发展，我国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亚州银行2013年4月份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过去的十年间我国劳动力去除通胀后的实际工资涨了3倍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既有人口的老龄化也有劳动力的短缺。一是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3.26%，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二是我国劳动力出现短缺。最初劳动力短缺主要出现在珠三角、浙东南、闽东南地区，随着自东向西的产业转移，劳动力短缺现象向中西部地区蔓延。2001-2011年中国人力资源市场监测中心的报告表明，劳动力短缺现象主要集中于第二、第三产业，其中各技术等级劳动力市场短缺最为严重。这些现象表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发生巨大转变，“人口红利”的时代结束了，人力资本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迫在眉睫。
（三）科技创新尚不足，外需拉动作用减弱
西方经济学界一般认为，经济增长是由劳动力数量、固定资本存量以及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三者共同增长带来的。TFP即广义的技术进步，它反映技术进步、制度创新、产业结构调整的综合效果。国内专家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算了我国2000-2011年的TFP，发现2000-2007年TFP增长迅速，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迅速下降，直到2010年开始逐步回升，但是依然没有到达之前的峰值。推动TPF的增长主要依靠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的优化和研发能力的培育是创新的关键因素，其全面提升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近年来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经济低迷，国际市场需求疲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2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为-2.2%，拖后经济发展。近期来看，世界经济短期内复苏可能性不大，外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会有很大程度的改善。
日本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
“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必然现象。当东亚很多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时，日本却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据统计，1972年日本人均GNI在3000美元左右，12年之后则超过10000美元，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研究日本经济发展，我们发现日本政府推行了下列改革：
（一）注重产业结构升级 二战后，日本进行了四次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由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到文化立国的转变。1955年日本确立了以重工业为主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贸易立国战略。20世纪70年代，日本机械电子工业成为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其产品出口增长迅速。1973年之后受国际石油危机影响，日本用耗能少、附加值高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取代能耗高的重工业，大力开发节能技术和新能源。20世纪80年代开始，注重最终消费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服务业成为日本的主导产业。1995年日本提出“文化立国”战略，包含内容、休闲、时尚三部分的文化产业发展得到大力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为日本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实施“科技立国”战略
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与其重视科技发展及其应用密切相关。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通过引进、模仿的方式充分利用西方先进国家的技术。石油危机之后，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日本政府提出“科技立国”战略，从此进入了注重基础研究和自主研发的科技发展新阶段。政府制定科技发展的总方针和计划，实行独具特色的“官、产、学”三方协作科研体制，加大对科研的投资。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科研经费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政府对中小企业的实验研究费减税，为企业提供低息科技贷款，有效地推动了民间企业的科研活动。
（三）增加民众收入
20世纪60年代以前，日本经济发展一直坚持“强国论”，忽视了“国富”与“民富”之间的关系，导致国民收入低、收入差距大。1960年日本实施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增加农民收入，进行土地改革，废除地主制，取消高达70%的地租。建立工会组织，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保障工人的经济权益。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对中低收入者和中小企业大幅减税，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技术支持。仅用7年时间，日本国民收入就实现了翻番。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成功还要归功于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1961年国民养老金制度和国民健康险在日本全面推行，20世纪80年代日本重点实施医疗、教育、收入、住房四项基本保障计划。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了社会收入分配，缓解了社会收入差距，为日本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提供了制度保障。
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
十八大提出了令国民振奋的收入倍增计划，“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也是居民收入增长的问题。日本的经济发展过程表明收入倍增计划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意义重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国民收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我国完全有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一）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
“扩中、提低、限高”是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十八大明确提出劳动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全体。要实现“更公平”，一是通过税收进行调节。个税的改革将是重点。可以考虑以家庭单位征收，起征点提至5000元左右，使中低收入者获得更多的可支配收入；进一步完善税种，通过房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税收的征收，限制高收入者的过高收入。二是要实现职工工资稳步增长。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制定稳定的工资增长计划，使工资与经济增长、物价水平挂钩，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制定最高工资限额，限制一些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缩小行业收入差距。三是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营造公平有序的投资环境，增加居民在银行存款、股票交易和债券利息等方面的财产性收入，以此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
（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创新驱动型增长
经济增长过程是一个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发展的过程。工业化的完成阶段意味着服务业比重大幅上升，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将下降。当前我国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面临着内需不足、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不利条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产业升级优化，必须由模仿向创新转变，实现创新驱动型增长。一方面要积极构筑国家创新体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深化创新知识体系建设，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形成拥有高素质人才的创新团队和科研团队。推进自主创新示范园的建设，逐步进行创新城市试点，形成独具特色的创新发展区域。另一方面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制定并落实科技研发、成果应用的奖励措施，以激励企业积极进行研发。继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技术的交流与转让。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和重点产业的发展，不断加强对以新材料、新能源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的成果应用。
（三）推行行政体制改革，建立“服务型”政府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立“服务型”政府，将为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制度保障。坚持以人为本，实现政府职能重心由经济向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转移。一是加强对涉及民生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充分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放权于社会，大力发展慈善类、科技类、公共服务类组织，赋予其更大的权利，使其可以自由发起、自筹经费、自由会务等。二是完善中央、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划分。全国性的公益性公共服务原则上由中央承担，区域性的则由相应的地方政府承担。改革转移支付制度，专项转移支付应减少，一般转移支付力度要增强。改革和完善地方税制体系，通过财权的下放，使地方政府有经济能力承担相应的公共服务。三是改革政府的绩效考核制度。科学设计考核制度标准，合理设置量化指标数字，加强对无法量化指标的研究。引入社会对政府绩效的考核，保证考核的民主性和激励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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