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普什图民族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英属印度。英属印度殖民地教育的发展、普什图人教育朝圣之旅的建构和抗英斗争的开展，以及南亚次大陆民族宗教矛盾的激化等因素催生了普什图民族主义，建构了普什图民族政治共同体的想象。印巴分治之后，普什图人的族群认同高于国家认同、巴基斯坦政府对普什图部落地区管理的缺失、普什图地区发展状况的落后及境外势力的支持进一步强化了普什图人构建政治共同体的想象，促成了普什图民族主义发展。
[关键词]普什图民族主义 民族政治共同体 想象
19世纪中期，英国与沙俄在中亚和南亚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为了确保英属印度西北部边境的安全，英国占领了一部分普什图人的土地。1893年，英国又划定了英属印度与阿富汗之间的边界线，即杜兰线。杜兰线的划分一方面把普什图部落地区变成了英属印度和阿富汗之间的缓冲地区，把阿富汗变成了两大帝国之间的缓冲国；另一方面，把原来居住在阿富汗东南部普什图人的大片土地划入了英属印度，使普什图人一分为二，成为一个跨界民族。此后，大量普什图人及其领土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为了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普什图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英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殖民地民族主义浪潮的高涨及英属印度殖民地教育的发展，普什图人的民族意识也有所增强，从而产生了普什图民族主义。普什图民族主义把抗英斗争推向了高潮。此后，普什图人中产生了建构民族的共同体的想象，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普什图人家園——“普什图尼斯坦”的要求。巴基斯坦独立后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普什图民族主义运动一直较活跃。在英国殖民统治印度时期，哪些因素促成了普什图民族主义产生？在巴基斯坦独立后，为何普什图民族主义运动继续发展？本文试图对以上问题进行解答。
一、普什图民族主义的产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世界各地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居住在英属印度西北边境的普什图人中也产生了民族主义思潮。普什图民族主义产生后，推动了普什图地区抗英斗争的发展。以下因素对普什图民族主义的产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英属印度殖民地教育的发展为普什图民族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19世纪中期，英印政府为了阻止俄国向南亚扩张，确保其西北边境安全，占领了白沙瓦等地区的普什图人地区。1893年，英印政府通过“杜兰线”将阿富汗大部分普什图人及其领土划入了英属印度。后来，又将普什图人及其聚居地并入了西北边境省，并将普什图人居住的地区划分为“定居区”和“部落区”。英印政府让普什图部落区进行自治，但加强了对定居区的管理，并且采取了一些措施促进定居区教育的发展。英印政府在定居区推行现代教育，招聘普什图人到军队中当兵，这些措施对普什图人民族意识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英国政府在西北边境省的定居区推行现代教育与英国在印度推行西式教育的政策密切相关。19世纪中期，英国为了巩固殖民统治，在扩大政治版图的同时，在文化上也采取了新的政策。英国开始在印度全面推行英式教育。1835年，殖民当局开始创办一批近代学校和学院。1843年，教育委员会控制的学校有28所，到1855年增加到151所。1857年，按伦敦大学模式，在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建立了三所大学，开始授予学位。1829年近代大学、中学入学人数约3000人，1855年则增加到49000人。1840年，西北边境境省有官办的英语-印度语学校9所。1844年，英印政府采取了优先录用会英语者为公务员的政策。殖民地教育的发展使得许多人接受了西式教育，这对印度国内民族主义的产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安德森所言：“殖民地的学校体系在促成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兴起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受过欧式教育的印度精英们开始投身于民族主义运动。
然而，此时信仰伊斯兰教的普什图人还未像印度教徒一样开始其教育朝圣之旅。当时整个印度次大陆的穆斯林对于印度西式教育的发展持一种非常保守甚至排斥的态度。此后的几十年中，由于教育水平相对落后，印度穆斯林处处受到排挤。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印度穆斯林领袖意识到印度穆斯林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处于弱势地位，主张在穆斯林中推广西式教育。1878年，盎格鲁-伊斯兰东方学院成立后，许多穆斯林在此接受教育。来自印度各地的穆斯林在共同学习的过程中，增强了认同感，开始了伊斯兰民族主义想象。
普什图人作为英属印度穆斯林的一部分，其民族主义意识的产生离不开英印政府在普什图“定居区”推行的现代教育。20世纪初，随着普什图“定居区”西式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普什图人接受了现代西方教育，开始了教育朝圣之旅。他们学习数学、几何、历史等课程，并在课外接触大量关于民族主义的著作。正如安德森所言：“20世纪初期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够在教室内外接触到从超过一个世纪的美洲和欧洲历史的动荡、混乱经验中萃取出来的关于民族、民族属性和民族主义的模型。而这些模型则又协助雕刻形成了1000个初生的梦想。”在最先接受双语教育的普什图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民族意识，为普什图民族主义的产生及普什图民族的共同体的想象创造了条件。
（二）普什图人的教育朝圣之旅和普什图语刊物的出版催生了普什图民族主义
安德森认为：“知识分子阶层在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兴起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20世纪初期，一些受过西式教育的普什图知识分子意识到要提高普什图人的民族意识，打败英国殖民者，就必须发展教育。因此，他们努力在普什图村寨中建立独立学校，推广教育。1910年，普什图知识分子阿卜杜勒·加法尔·汗在自己的村寨中建立了学校，并鼓励其他村寨也建立学校。到20世纪20年代，学校网络渐渐建立起来。这些学校大部分位于白沙瓦地区。许多村寨中建立了小学，每10～12个村寨中还建立了中学（服务于那些10～14岁的孩子）。许多学生在这70多所独立的伊斯兰学校（Madrasahs）中学习普什图语、历史、数学、古兰经、穆罕默德言行录，以及木工、编织、缝纫等职业技能。学校教育经费主要由当地成员捐赠，并且学校向所有宗教信仰者和种姓免费开放。学校通过普什图语对普什图人进行教育，鼓励普什图人以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为自豪。每逢周二，学生们还常常举行聚会，倾听有关独立运动、世界局势及战争等方面的事情。这些学校对培养普什图人的民族意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普什图人参与了教育朝圣之旅，在共同的旅途中，他们的认同感和民族意识不断增强。 此外，具有初步民族主义思想的普什图人阿卜杜勒·加法尔·汗于1928年创办了第一份普什图语刊物——《普什图人》，介绍普什图人的历史，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刊登一些文学、政治、戏剧、宗教等方面的文章，以及一些官方和非官方的新闻。这份刊物长期受到英印政府当局的禁止，出版不断被打断，不过后来的发行量达到了3000份。正如安德森所言，这些被印刷品所连接的“读者同胞们”，在其世俗的、特殊的和“可见之不可见”当中，形成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普什图人通过阅读这些印刷品，关于普什图民族的共同体的想象开始在普什图人中产生。
随着普什图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及普什图语刊物的出版，民族主义思想在普什图人中得以传播并扩散。在普什图民族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普什图人的抗英斗争也从单纯的武装反抗发展到要求民族民主的阶段。
（三）普什图人政党领导的斗争强化了普什图人民族政治共同体的想象
1929年，普什图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阿卜杜勒·加法尔·汗又创立了“普什图兹尔格党”，这就是最早的普什图人的政治团体之一。1929年11月，汗·萨希布博士和他的弟弟加法尔·汗在边境部落地区组织创建了“红衫党”。“红衫党”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加强教育、促进基本卫生服务、提高妇女地位等措施加强社会改革，逐步改善普什图人的生活状况；同时，坚决保护普什图语，反对旁遮普语的扩张。红衫党通过《普什图人》杂志、大量公告和信息栏进行宣传活动，主张普什图人团结起来，与英国殖民者进行有组织的斗争。普什图政党的活动增加了普什图人的民族意识，强化了普什图民族的共同体的想象。
20世纪30年代，在红衫党领导下，普什图人与英国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30年4月，加法尔·汗兄弟领导白沙瓦地区的民众响应了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英斗争，给英国殖民者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英国殖民者派出军队进行镇压。1931年11月，加法尔·汗在赫扎拉举行集会，号召普什图人“建立自治政府”，要求把西北边境省重新命名为“普什图尼斯坦省”。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红衫党与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密切结合，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印巴分治之前。在普什图人政党红衫党的领导下，普什图人的抗英斗争出现了高潮。在抗英斗争中来自各地的普什图人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进一步加强，强化了民族的共同体的想象。
（四）民族宗教矛盾的激化强化了普什图民族政治共同体的想象
20世纪40年代，随着印度反殖民运动的高涨，英国不得不从南亚次大陆撤出。英国殖民统治结束后，南亚次大陆民族和宗教矛盾也随之激化。普什图人不愿意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想单独建立普什图人的民族政治共同体，与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十分突出。
1947年印巴分治前夕，红衫党的领导者向英印政府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普什图尼斯坦”的要求，要求在普什图人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独立的普什图人国家。但是英国拒绝了这一要求，并且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也不接受此项要求。当时，英国人考虑的是让西北边境省加入印度或者是巴基斯坦，但是，普什图人的政党希望建立的是一个独立的普什图人政治共同体，即普什图尼斯坦。与此同时，阿富汗对普什图人聚居区的归属问题也给予了极大关注。阿富汗希望英印政府能给予普什图人独立或者加入阿富汗的选择。
在西北边境省（以普什图人为主）的归属问题上，国大党、穆斯林联盟、阿富汗及普什图民族主义领导人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1947年7月，在英国政府的主持下，西北边境省举行了公民投票来决定归属。当时参加选举的选民投票总数为572798票，其中巴基斯坦获得289244票，而印度只获得2874票。公民投票的结果决定了西北边境省加入巴基斯坦。普什图民族主义者关于构建本民族政治共同体的愿望未能实现，为以后普什图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播下了种子。
二、普什图民族主义的发展
1947年西北边境省加入巴基斯坦后，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普什图人的民族主义运动并没有停止，而是不断发展。以下因素对普什图民族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一）巴基斯坦政府未能对部落地区进行有效管理，强化了其构建政治共同体的想象
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后，原来在英属印度控制下的普什图人及其领土划入了巴基斯坦的管辖范围。巴基斯坦政府基本上沿用了英属殖民统治时期对普什图地区的政策，西北边境省还是分为“定居区”和“部落区”。部落地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基本上是当地的部落首领和政治代理人实施对当地事务的管理。巴基斯坦独立后，还从普什图部落地区撤出了政府军队，当地的普什图部落武装配合边境警察局管理当地的安全事务。长期以来，巴基斯坦部落地区一直都处于自治状态，可以说是“国中之国”。巴基斯坦的600多条法律中，只有44条在部落区适用，而它们对普什图人的生活毫无直接影响。部落地区的许多地方是巴基斯坦政府无法进行有效管辖的地方。巴基斯坦政府未能对普什图部落地区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促成了普什图部落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强化了其构建政治共同体的想象。
巴基斯坦独立后不久，在普什图部落区的瓦济里斯坦，由伊皮的法齐尔（Faqir of Ipi）（后简称为“法齐尔”）领导的普什图人掀起了“普什图尼斯坦独立运动”。他们以建立独立的“普什图尼斯坦”为目标，也就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普什图人的共同体。1948年5月12日，在瓦济里斯坦部落区，法齐尔在他的总部出版了一份反巴基斯坦的海报。他在海报上说，巴基斯坦是英国创建的，穆罕默德·阿里·真纳是英国的代理人。他将采取行动反对巴基斯坦政府。为了宣传普什图尼斯坦的思想，法齐尔还出版了一份普什图语的小册子和一份报纸。
1949年8月12日，巴基斯坦普什图部落区许多阿福里迪部落民及他们的政党“青年阿福里迪党”（Young Affidi Party）在他们的家乡迪拉赫·巴格（Tirah Bagh）举行了集会，竖起了“独立的普什图尼斯坦”的旗帜，创建了“普什图尼斯坦民族议会”，并建立了部落大委员会。大委员会把恢复被巴基斯坦“占领”的普什图斯坦独立为神圣任务。1950年1月，瓦济里斯坦的不同部落又举行了大规模集会，会议决定正式宣布成立“独立的普什图尼斯坦”，并一致选举法齐尔为第一任总统。法齐尔上任后，要求巴基斯坦军队从普什图人的领土上撤走，呼吁联合国承认普什图尼斯坦，要求阿富汗当局对普什图尼斯坦进行宣传。 1954年，法齐尔最亲密的合作伙伴投靠了巴基斯坦政府，法齐尔的地位遭到削弱。1960年4月16日，法齐尔逝世，他领导的普什图尼斯坦独立运动也告一段落。
（二）普什图人的族群认同高于国家认同促使普什图民族主义进一步发展
人类学家发现，虽然普什图人是由各种各样的人混杂而成，但是普什图人坚信他们是来源于“一个”祖先，因而保持了强烈的普什图人认同。普什图人对自己的民族属性感到非常自豪。人民民族党（Awami National Party，ANP）的政治领导人瓦里·汗曾经说：“我成为普什图人有5000年了，成为穆斯林1400年，而成为巴基斯坦人只有40年。”这反映出普什图人对本族群的民族属性认同强烈。
巴基斯坦建国初期，国家认同并未完全构建起来，普什图人对本族群认同仍然高于对巴基斯坦的国家认同。这种认同表现在普什图人所追求的政治目标上。不管是一部分普什图部落区的人民所追求的建立一个独立的普什图尼斯坦国家，还是普什图人政党领导追求独立或自治的目标，都反映出当时的普什图人对本族的族群认同高于对巴基斯坦的国家认同。
从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到20世纪60年代，普什图部落地区的一些部落民要求建立独立的“普什图尼斯坦”。同时，普什图人的政党红衫党及其领导也没有放弃谋求建立独立的普什图尼斯坦或者至少保持自治的努力。1948年4月，红衫党领导加法尔-汗与萨义德（G.M.Sayed）合作建立了新组织，把“红衫党”扩充为全巴基斯坦的志愿团。新成立的政党寻求所有的语言团体自治。
20世纪50年代，普什图人提倡实行省自治，要求中央政府只掌管国防、外交和货币等权力，而其他的权力归地方政府行使。1955年，巴基斯坦宣布把普什图部落区和西北边境省进行合并的“一单位”计划，又促成了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凸显。“一单位”计划不但遭到了阿富汗的强烈反对，而且也遭到了一部分普什图人及其领导者的极力反对。阿富汗抱怨巴基斯坦又在实行英国人的“前进政策”，以便征服阿富汗的土地。加法尔·汗与红衫党的其他领导者及边境人民同盟（Frontier Awami League）的主要领导皮尔·迈克（Pir Manki）联合起来组建了“反一单位阵线”，信德哈里委员会（the Sindh Hari Committee）和巴基斯坦自由党（the Azad Pakistan Party）等组建了巴基斯坦民族党，寻求解决“一单位”问题，并实施独立的外交政策和经济改革。1959年，普什图部落同巴基斯坦军队之间发生了大规模冲突，普什图部落遭到镇压。
20世纪70年代布托执政时期，普什图政党与巴基斯坦政府之间的分歧非常严重。1973-1977年，巴基斯坦人民党和人民民主党的矛盾达到了顶峰。人民民主党派人刺杀了巴基斯坦人民党的两位领导人，巴基斯坦政府禁止了人民民主党及其军事组织（the military wing）“普什图青年军”的活动，并逮捕了人民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人民民主党的领导人阿济马尔·汗·哈塔克（Ajreal Khan Khatak）逃往喀布尔，在达乌德的鼓励下，他又开始宣传普什图尼斯坦。
从巴基斯坦独立到20世纪70年代，普什图人及其政党的斗争折射出当时普什图人还未能很好地融入巴基斯坦主流社会，普什图人未能建构起强势的国家认同，对本族群的族群认同仍然高于对巴基斯坦的国家认同，从而导致了普什图民族主义进一步发展。
（三）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推动了普什图民族主义的发展
1947年，原来在英属印度控制下的普什图人及其领土并入巴基斯坦。后来，普什图人及其领土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划入了西北边境省，一部分成立了联邦直辖部落地区，还有一部分并入了俾路支省的北部地区。巴基斯坦独立后的几十年中，巴基斯坦政府忽视了普什图人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普什图民族主义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
巴基斯坦独立后，信德省和旁遮普省都走上了工业化发展道路，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然而普什图人占主体地位的西北边境省却经济状况较落后，未能吸引投资，没能走上工业化发展道路。即使是西北边境省的投资者也不愿意在当地投资，而愿意到信德省和旁遮普省建立工业基地，从而导致西北边境省与其他省的经济差距拉大。到1967年，虽然西北边境省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7.7%，但是仅仅拥有7%的固定资产和6%的制造业生产。
此外，普什图人另一聚居地——联邦直辖部落地区（普什图人占99%）也一直是巴基斯坦社会经济发展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当地的工业基础薄弱，交通不发达，土地拥有者少，用于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较差，农业产出较低。当地很多居民大部分收入只能靠从事走私和贩毒活动。即使是巴基斯坦独立50多年后，部落地区的发展依然非常落后。据2001年的一份报道，许多部落区的民众生活在赤贫中，75%的民众无法获得干净的饮用水；婴儿和产妇死亡率高。在文化教育方面，联邦直辖部落地区的识字率只有17%，远远低于巴基斯坦全国平均水平（40%），而女性识字率还不到1%。将近66%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促成了普什图民族主义进一步发展。
（四）外部势力的支持强化了普什图构建民族政治共同体的想象，使普什图民族主义进一步发展
巴基斯坦境内的普什图人试图构建本族群体的政治共同体。在他们开展民族主义运动的过程中，境外势力的支持，特别是阿富汗的支持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巴基斯坦境内的普什图尼斯坦运动得到了阿富汗政府的支持，从而导致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关系一度紧张。1949年7月26日，阿富汗政府在喀布尔召集了国民大会（也称大支尔格会议），大会决定支持“普什图尼斯坦”，并正式宣布英阿之间于1893年、1905年、1919年及1921年签订的条约及其他任何涉及普什图人状况的条约均为非法和无效。1953年，穆罕默德·达乌德出任阿富汗首相。在第一次执政的十年间，他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对巴基斯坦态度强硬。巴基斯坦的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导致两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几次断交。 1972年10月，阿富汗代表在联合国大会的年度会议上再次提出普什图尼斯坦问题，要求给予普什图尼斯坦和俾路支省人民自决的权利。1973年，达乌德通过政变推翻了查希尔王朝，担任阿富汗共和国第一任国家元首。他一上台，又开始恢复支持普什图人独立运动的立场，并为叛乱者提供庇护所、武器和训练等。1973年8月26日，达乌德在阿富汗独立日的演讲中指出，“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是一个国家问题。1974年7月19日，“普什图尼斯坦”地下电台开始播音，喀布尔当局也每天提及“被占领的普什图尼斯坦”。同年，巴阿之间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巴方指责阿富汗训练了1.5万名普什图和俾路支游击战士，并把他们派到了巴基斯坦。
此外，印度的态度对普什图民族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印巴分治之后，双边关系长期紧张。对于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印度也由印巴分治之前的批评态度转变为同情。随着印巴关系紧张加剧，印度不断批评巴基斯坦在普什图尼斯坦搞殖民主义，压迫少数民族，对合法的地方政府采取了专横态度。1951年，印度政府不但允许普什图尼斯坦支尔格会议在新德里召开，而且允许阿富汗总统纳吉布拉使用全印广播电台（All India Radio，AIR）发表反巴言论。1965年，当印巴关系紧张时，全印广播电台多次使用喀布尔电台进行关于“普什图尼斯坦”的广播，声称巴基斯坦压迫“普什图尼斯坦自由运动”。据报道，1967年6月，“普什图尼斯坦联合阵线”（United Pakhtoonistan Front，UPF）在新德里成立，由曾担任过西北边境省财政部长的梅赫尔·恰德，汗纳（Mehr Chand Khanna）担任主席。这个阵线支持普什图尼斯坦作为普什图人的家園。
苏联也曾表示支持巴基斯坦的普什图民族主义运动。1960年3月2日，赫鲁晓夫对喀布尔进行访问，同阿富汗签署了一份公报。在公报中，他表示希望民族自决原则将适用于普什图人。
境外势力对普什图民族主义运动的同情和支持，给普什图人提供了精神上的动力，进一步强化了普什图人构建一个民族的政治共同体的想象，促成了普什图民族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结论
19世纪末，英国控制了大量普什图人及其领土后，遭到了普什图人的强烈反抗。他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英斗争，迫使英国多次派出远征部队镇压普什图人起义。然而，英印政府的镇压并没有使普什图人屈服。20世纪20年代，在全世界民族主义浪潮高涨的国际大背景下，普什图人的民族意识也有所发展，产生了普什图民族主义。随着英属印度殖民地教育的发展，普什图人开始了其教育朝圣之旅。普什图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由此进一步增强，并产生了一些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民族运动领导人。此后，通晓双语的普什图精英通过组建团体、建立政党、发展教育、出版刊物、带领普什图人抵抗英国殖民统治等推动了抗英斗争的发展，把抗英斗争从单纯的武装反抗推动到了要求民族民主的阶段。20世纪40年代，随着南亚次大陆民族宗教矛盾的激化，普什图人民族主义不断发展，并开始了其构建民族政治共同体的想象。
1947年印巴分治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普什图民族主义运动进一步发展。一部分普什图人及普什图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继续为“普什图尼斯坦”这一想象的民族政治共同体不断奋斗，其中包含多方面原因。巴基斯坦独立后，政府一直未能对普什图部落地区进行有效的管辖和治理。这一地区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缺乏强有力的政府权威为普什图民族主义者进一步追求建立独立的“普什图尼斯坦”这一想象的普什图人共同体提供了便利条件。而普什图部落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落后，普什图人未能很好地融入巴基斯坦主流社会中，普什图人对自己部落及族群的认同高于对巴基斯坦的国家认同，以及外部势力的支持等因素，都强化了其构建民族政治共同体的想象，促成了普什图民族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编辑 吴兆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