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谈及中国的喜剧电影，很多观众会念念不忘香港影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创造的辉煌时代：成龙、李连杰的功夫喜剧，“四大天王”的情感喜剧，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等等。同期，在中国大陆的电影市场上也频频出现优秀的喜剧电影作品，如由陈强、陈佩斯父子带来的“小二系列”喜剧电影、冯小刚导演的系列贺岁喜剧电影和以赵本山为代表的东北籍笑星为主角的农村题材系列喜剧电影，等等。而在21世纪，除宁浩导演的“疯狂”系列喜剧电影和冯小刚转向大制作之后为数不多的喜剧作品以外，无论港台还是大陆，从总体来看，近年来生产的喜剧影片虽数量众多，但优秀作品乏善可陈。据清华大学尹鸿教授对2000-2005年票房数据统计得出结论：“喜剧片在冯小刚以外，仍然很少有新的有影响力的作品出现。国产片的艺术创新能力、产品制作水平和市场适应力、竞争力普遍不足。”
在中国电影史中，广大电影人一直对喜剧电影创作非常重视。在20世纪8 0年代，有电影人提出要重视喜剧电影的创作：“在当今喜剧片的数、质量都有发展之际，有必要考虑、研究一下它的创作路子问题。应该强调喜剧片要从生活出发，从人物和事物的内涵性出发，而不应一味地、单纯地依靠那些外表的，硬挤的噱头和笑料，以使喜剧片的路子进一步宽广起来，拍出真正符合电影特性的多种多样的优秀喜剧电影。”可以说这是当时电影人对优秀喜剧电影的期盼，而这种期盼一直延续到今天。2009年6月，由武汉华旗影视制作公司出品，叶伟民执导的《人在囧途》一炮而红；而在2012年12月，由北京光线影业出品，徐铮导演的《人再囧途之泰囧》（以下简称为《泰囧》）横空出世，一举拿下十三亿元票房，成为喜剧电影的新高度。有人评论《泰囧》不是黑马，是奇迹。谁也没有想到，中国大陆首部超过十亿的电影是这样一部中小成本的喜剧片。这两部电影（以下合称为“囧途”系列）虽然是由不同导演创作，但是体现出了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基本特征：商业性强；以“戏剧性空间”为美学基础；受众评价两极化明显。虽然最终13亿元的票房让很多人大呼中国电影市场佳片的贫瘠和观众口味的浅薄和粗俗，但无论如何，“囧途”系列喜剧电影在好莱坞经典公路类型片的基础上改良创新，并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观众在影片中看到的不仅是包袱不断、笑料频出的主人公的窘态，同时看到了影片通过夸张的描绘和戏剧性的设计所体现出的社会现实和人性的复杂。需要强调的是，对比作为一种结构性修辞手段，充分体现在影片的故事架构、镜头语言以及人物的外部造型等方面。尤其是以“戏剧性空间”为主要表现手法的喜剧电影，有意识的设置和表现对比，是强化剧情、制造“笑果”的一个简单又行之有效的方法。
二
都市精英阶层是指以《人在囧途》中的李成功和《泰囧》中的徐朗为代表的一类人。他们的显著特征在本文中被概括为“三高”：高效率、高收入、高空飞行。从这“三高”来看，精英阶层必定是工作繁忙并行之有效、收入较高并努力奋进、经常奔波以致经常飞行。而这类人群同时有以下共同特点：个人生活难以把握、压力巨大无处释放、高速运转常常迷失方向。此说法并非危言耸听，承受巨大社会压力的精英阶层如绷紧的陀螺，不释放便会失去自我。这两部电影年轻的主创是名符其实的精英阶层，在创作过程中，通过对比叙事表现了对当下精英阶层看起来光鲜亮丽，实则充满无奈和彷徨的自嘲。他们通过这两部影片表达了当下同类人的批判和同情，以及必须“接地气”才能恢复生活的快乐这一主题。
首先要明确的是，与精英阶层对比的人物形象到底该如何定义。在“囧途”系列电影中人物的设立常常被认为是“精英阶层”与“草根阶层”的二元对立，笔者认为不甚准确，虽然字面上是对称合理的，只是失诸偏狭。《泰囧》导演徐铮接受时光网采访时也谈到，王宝强所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一个“草根”。“草根”只能说明身份和出处，但不是所有“草根”都是“2到无穷大”的。反观“囧途”电影中的牛耿和王宝，并非是一般意义的草根，而是“2到无穷大的奇葩”。憨傻倔强，愣头愣脑，逻辑混乱，但又简单纯粹的十分可爱，现实中这样的人物几乎不会存在。很难具体定义这类人的性质，姑且称之为“王宝强式”的人物。这就是“囧途”系列运用对比叙事的最主要的特点：充分夸张。因为喜剧电影的戏剧空间要求剧情人物设计感很强，同时表现得很夸张。这样的对比表达在喜剧电影中并不少见，信手拈来的就是周星驰系列喜剧电影中的周星驰与吴孟达饰演的憨傻跟班之间的对比；又常见于香港的警探喜剧，如《最佳拍档》系列、洪金宝的“福星”系列，等等，都是通过两个性格、经历和追求不同的警探在执行任务时的对比，一个聪明一个糊涂来营造喜剧效果。但以上所提及的都是伙伴关系，即二者在对立比较中完成共同的目的，不存在谁影响谁和改造谁。而“囧途”系列则不同，虽然被迫同行，但一个思维和行为完全“正常”的白领或老板，被一个呆瓜所教育和感动，可以感受的是，这个呆瓜呆得越厉害，精英阶层的自嘲意味就越明显。
对于优秀的喜剧电影，观众总是有相似的感受和评价。有人说冯小刚的喜剧就是台词的功夫，贫嘴的主人公总是在来来回回的对白当中表现幽默；有人说陈佩斯的喜剧就是动作的喜剧，夸张的动作和表情像在春晚舞台上演小品；成龙的电影更不用说是典型的功夫喜剧；周星驰的小品就是逻辑混乱的无厘头剧情，而这些优秀喜剧电影的元素在“囧途”系列中都具备，而这些元素又大都是通过对比的方式表现的更为引人发笑。
第一，人物的对比设定表现主题。在《人在囧途》中，李成功西装革履，严肃认真，语言谨慎，还有些文绉绉，和陌生人保持距离；牛耿歪戴着帽子，扛着行李，背着平底锅，张嘴露着大牙笑嘻嘻，见到谁都自来熟。这样的两个本应该平行生活的人有了交集，注定笑料百出。《泰囧》中添加了一个新的人物，即徐朗的竞争对手，由黄渤扮演的高博，他也是精英阶层的代表人物。一身黑色的西装，一款新潮的墨镜，善于跟踪偷听，钩心斗角，是当今社会利用不正当手段竞争的典型商业精英形象。正是这样由光头徐朗，墨镜高博，黄头发王宝的组合，在泰国发生了一系列让人捧腹大笑的情节。 第二，语言特征的对比表达突出形象。“囧途”系列电影上映后，很多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其台词进行分析，但往往忽略了其中对比修辞的重要作用。《泰囧》中徐朗和王宝在酒店吃饭谈到王宝的葱油饼生意，得知其利润丰厚时，徐朗职业性的思维方式开始迅速地计算如果开分店的话每年的获利多少，几年可以上市。此处语言节奏非常快，体现了徐朗的经济头脑和职业素养，一旁的王宝惊喜得频频点头称是。最后徐朗问他要秘方时，王宝的回答非常雷人，令观众捧腹大笑：“我的秘方就是必须得我自己做，不能速冻，不能保鲜，随时做随时卖！”这种类似相声艺术中抖包袱的对白在电影中非常常见，但对比两个人的语言就可以看出，徐朗精明能干，有商业头脑；王宝实诚耿直，诚信经营。像这种快节奏大转折的对自在令人发笑的同时又能准确地点明主题，实在精彩。
第三，动作的对比设计体现个性。“囧途”系列中的动作设计感也很强，配合人物的不同个性，他们的动作也非常有标志性。比如徐铮扮演的李成功和徐朗，平时总是很绅士的，但经常控制不住自己而抓狂；《泰囧》中的高博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追逐徐朗时的小跑动作，上身笔挺而脚下的步子很快，像个木偶，非常的有喜剧色彩；王宝强饰演的牛耿和王宝很巧合的都有那么点武术功底，这是因为演员王宝强曾经学过武术，这就使得这两部戏中的动作戏也有笑料。《人在囧途》中，二人搭乘的小巴撞伤了村民，在李成功拿着平底锅试图抵挡村民的围攻时，牛耿在一旁热身拉筋，最后成功地解救了被枣核噎到了的太婆，化解了危机，还使二人得到了帮助。在《泰囧》中，王宝的三脚猫功夫在关键时刻还是派上了用场，帮助徐朗成功脱身。这些对比，正是精英阶层纸上谈兵的自嘲。在秀才遇到兵的时刻，反而是无知者更加无畏。
三
精英阶层到底为什么要自嘲？
“囧途”系列反映了都市精英阶层这样一个状态：不断追求利益的同时发现自己总是焦虑不安，事业上虽小有成就但婚姻及感情生活却非常失败，他们内心渴望一种平衡但是却得不到合适的方法。巧合的是，身边出现了一个极其快乐的傻小子，他们从开始的不懈、讨厌，到有了共同经历之后的理解、感动，突然发现自己缺少的正是这些傻小子身上的最质朴的东西：简单、真诚和溢于言表的满足感。虽然这些牛耿，王宝们也有梦想和追求，有的看起来还是天方夜谭不切实际的，但是他们总是一路快乐地行走，即使遇到阻碍也是乐观的心态。比起他们，李成功、徐朗们对理想过于执着，面对生活中的丝毫不顺就如临大敌。《人在囧途》中的牛耿是一个“乌鸦嘴”，他每次都“预言”成功，从“飞机飞不了了吧？！”“到前边路塌了吧？！”“你这样开车会出事的！”……每一次都不幸言中。以至徐朗的钱包找不到了，牛耿的一句：“你钱包丢了吧？”徐朗就放弃寻找，直接说“你说丢了那就是丢啦！”牛耿说：“我现在就希望有一辆车撞一下！”结果画外“咣”的一声，下一个镜头就是两个人一边帮出了事故的司机抓鸡一边不停地向人家说对不起。这些情节的设置让观众忍俊不禁。但为什么牛耿每次都能说中，一方面是戏剧冲突的需要，另一方面反映了牛耿心中的不畏惧。无论出现什么状况他都能心平气和地接受并想办法解决。而李成功则不同，他是惧怕的，越是怕出现问题就越有问题，这使他焦虑不安。他在近乎崩溃的时候对牛耿说：“你是老天派下来惩罚我的吧！你让飞机下来飞机就下来，你让火车停火车就停，我好不容易坐上大巴把你给甩了居然还能开回来，我发现你是妖精啊！”抱怨不停牢骚满腹。而在牛耿眼中，李成功是一个成功的大老板；在王宝眼中，徐朗是一个聪明人，无数次的“你咋知道？！”“我就是这样想的，你咋知道？！”正是这样一个思维能力似乎低于常人的人却往往能在关键时刻起到重要的作用，幸运之神仿佛永远伴随着他。而这就让聪明的徐朗和成功的李成功领悟到自己欠缺的平和心态导致了他的失败。即使事业上成功了，在生活上也是失败的，因为他不能让自己和家人快乐。《人在囧途》中，大年三十的晚上，经历了一路坎坷还是没能按时赶回家，牛耿和李成功在野外篝火晚餐，一顿不同味道的方便面都让李成功觉得非常满足，这时，他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我就起了个名字叫成功，你看我作为老板吧，那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我钩心斗角挣点钱我容易么，底下几百号员工等着我养活，他们在背地里给我起绰号，叫我灰太狼；我也不是个好儿子，我爸走的时候我没在他身边；我也不是个好父亲，我到我女儿学校开家长会，她班主任不认识我；作为丈夫，背着老婆找小三，我也不敢告诉她；作为情人，我不能给人任何结果，我也不是个好情人。其实我挺失败的。突然发现我这辈子过的跟这两天差不多。”像李成功这样强硬的人能够心平气和地和一个原来自己根本看不上的人承认自己的失败，这是非常诚恳的一次自我剖析。
我们说《人在囧途》是一个好的开始，《泰囧》取得了票房上的巨大成功，这两部电影了用了非常直白的对比叙事，简单到不需要思考，为什么还能得到很多观众的认可？
好的喜剧电影当然首先是要给观众欢乐和轻松。
《泰囧》导演徐铮在接受时光网采访时谈到这部电影是“用很便宜的一种方式获得了很单纯的快乐，这个其实对现在的中国来说挺重要的”。为什么这样讲，他在电影中已经说明了原因，徐朗着急往机场赶，遭遇了堵车，泰国出租车司机说道：“中国人最着急！”就是当下精英人群的通病。而大多数时间都很着急的中国人看上一场这样轻松的电影，在贺岁档期里是非常合适的。好的喜剧片导演大都奉行着这样的原则，冯小刚曾经在谈及《非诚勿扰》这部喜剧片的时候说道：“这部影片里没有什么大的悲欢离合，没有忧国忧民，也没有对时代的任何攻击性，就这么一个电影，但是我觉得观众很需要这样的电影……这电影我们就拍一个赏心悦目，拍一个好玩，让观众看完了一乐。现在人都生活的特别累，大家想看一些挺简单的电影，但是又有点味道。”在问及为什么中国观众这么需要娱乐时，冯小刚的回答是：“现在的观众就是需要放松，他就是要到电影院里去愉快地度过这段时间。你可不能认为大家喜欢看轻松的电影就说现在的观众俗，这观众里头卧虎藏龙多少高人啊。” 更好的喜剧电影当然也离不开社会和现实。
由于民族、地域和历史的原因，很多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常常是呈两极化的，在利益面前，隐忍收敛，钩心斗角，以保持表面的平衡；在无关利益的陌生人面前，常常会失去对情绪的控制，随意发泄，所以在公共场合也会出现争吵行为。这种不健康的情感环境只能恶性循环，使人得不到真正的交流和沟通，压力就得不到缓解，很多个人和社会问题随之出现。而当徐朗遇到王宝，李成功遇到牛耿，当一直处于抑郁或失控情绪中的精英们面对如此简单，如此单纯，如此易于满足的人的时候，看似是被折磨得生不如死，但在一系列事件过后，他们社会层面的心理防线崩塌，而重新建立作为人的最简单的心态，寻找到了作为人最快乐的方法。“囧途”系列通过对徐朗、李成功生活的描写，折射出当代都市精英阶层的普遍心态；又以王宝、牛耿来作对比，是精英阶层对自己生活的重新审视、警醒和自嘲。
喜剧电影要好笑，否则不足以吸引观众；喜剧电影也要有主题，否则便脱离社会脱离现实。这看似简单，操作起来其实难度非常大，喜剧在中国一直都是被期望在笑料百出的基础上有内涵、有深度的，无论是讽刺揭露，还是否定批判，都希望能给人带来启迪，但是这里面的分寸不好把握。表现得直白有教化的嫌疑，表现得含蓄又达不到效果。所以很多人认为喜剧电影只有胡闹，没有载道，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1991年，当时受到广泛好评的《高朋满座》导演曾明确表示：“我试图通过这个戏抬抬喜剧的身价。天真地想使观众在幽默与嘲讽中领略一点人生的哲理；在调侃和戏谑中含一点辛酸和苦涩；在轻松愉快中塑造出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在笑声的间歇中激动出一点泪花。”后有学者评论说：“从影片公映后达到的效果来看，导演的目的是达到了。在这部结构巧妙、节奏快捷的都市喜剧影片里，不仅拥有一般喜剧片所不具备的信息密度，还拥有颇具内涵的思想深度。”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囧途”系列，除了具有上述特点之外，还具备了“奇观化”“类型化”等众多新元素，给中国商业电影树立了新的标杆。
四
《泰囧》通过典型的对比叙事，清晰直观地为我们展示了都市精英阶层与剧中单纯快乐的“王宝强”式的人物精神上的碰撞。导演徐铮接受采访时坦言：“希望用特别单纯、很干净的一类人让我们的灵魂受到一次洗礼。”
悲剧和灾难未必一定意味着深刻，大众化和市场化也未必就没有价值。在整个电影市场面临着巨大发展机遇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不同类型的优秀电影作品。而在喜剧片的市场上，我们可喜地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就像2008年年末，在问及谁有可能接冯小刚的棒拍成功的贺岁片时，冯小刚回答：“一定会有人接这个棒的，但是现在还真不知道是谁，比如说宁浩，他能够连续三部票房都好，我觉得他就成了。”虽然宁浩的第三部喜剧《黄金大劫案》的反映不如之前的“疯狂”，但是他还有机会。而如今，我们又有“囧途”系列逆势而上，让我们相信，中国喜剧电影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责任编辑：张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