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纳博科夫在美国用英文出版了他研究果戈理的著作《尼古拉·果戈理》，在这部书中，他用了超过一半的篇幅分析了果戈理长篇小说《死魂灵》，他认为这是果戈理达到自己艺术巅峰的一部作品，典型地体现了果戈理的艺术风格。纳博科夫认为《死魂灵》批判了俄罗斯普遍存在的“庸俗气”，他注意到了其中人物环境描写的象征意味，高度评价了其中的景物描写，特别是果戈理对颜色的卓越发现——纳博科夫认为这一点具有文学史的意义，这些评价与传统的对《死魂灵》的阐释是基本一致的。同时，纳博科夫提出了一些迥异于他人的观点：他认为《死魂灵》并非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在小说文本中存在着一个次等的人物世界，他的这些解读具有一定的颠覆性，提供了解读《死魂灵》的新视角。
一、《死魂灵》中真正的“真实”
一般的评论认为果戈理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死魂灵》是对当时社会典型化的描写，从中可以了解到社会的真实状况，但纳博科夫认为果戈理的艺术同现实、同真实的俄罗斯生活几无联系，他说：“习惯了思考社会问题的俄罗斯批评家认为《死魂灵》和《钦差大臣》是对源于官僚农奴制的、土气的俄罗斯的社会庸俗现象的谴责，因而错过了正确的观点。果戈理笔下的主人公只是偶然的成为俄国地主和官僚；他们那些想象出来的周围的人和社会环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素——就像赫麦先生可能是芝加哥的商人，或者布鲁姆太太是维史内-瓦罗乔克一名校长的妻子。再者，他们周围的人和环境虽然在‘实际生活’中也可能存在，但是在果戈理异常杰出的实验室里进行了彻底的排列组合和重建，以至于在《死魂灵》中寻找真实的俄罗斯背景的做法是徒劳无益的。”
纳博科夫这样的判断是建立在以下两点的基础之上的：1.果戈理缺少俄罗斯外省的经验，他在外省待过的时间极少，他所有到过和待过的地方都远在乞乞科夫的旅程之外；2.乞乞科夫的犯罪是一个纯粹的老套问题，他的命运激不起读者任何的情感反应。既然作品远离了作家的真实经验，所以想让作品提供真实的人、真实的犯罪或者信息的读者，《死魂灵》将让他们毫无进展。“如果你想找到什么关于俄国的事情，——如果你感兴趣的是‘观念’、‘事实’和‘信息’，请远离果戈理。”
对读者来说，什么才是真实的呢？纳博科夫认为真实的是《死魂灵》给留心的读者提供了属于“男庸俗”和“女庸俗”的一群死魂灵，而用来描绘它们的果戈理风格和丰富的怪诞细节将整部作品提升到了绝妙的史诗高度。“滚圆的‘男庸俗’乞乞科夫喝牛奶润喉时吃奶瓶底端的无花果，或者他穿着睡衣在屋子中间跳舞，而架子上的东西应和着他的笨拙的快步舞，这些幻想超越了能从单调的外省环境或者卑劣的官僚的卑劣恶行中辨认出的次要而多样的‘庸俗’。”
纳博科夫并不认为《死魂灵》是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的一个文本，而是意在批判俄罗斯所存在的“庸俗气”。庸俗（poshlust）是纳博科夫从俄语词汇转译到英语中的一个词，在英语中也有低劣、卑鄙、假装、虚伪、普通、自夸等表达庸俗的某些方面的词汇，但没有完全对应的词汇，纳博科夫认为俄罗斯人所谓的“庸俗”是永恒的、普遍存在的且被聪明地涂抹上了保护色，这样它的存在经常逃脱检测。纳博科夫举例来解释这个词：广告中的快乐可以购买，购买可以使购买者高贵的观念是庸俗的；常见的贩卖高深思想的作品里以及故作高深、有意夸大的书评是庸俗的；纳博科夫总结说“庸俗不仅是明显的糟粕，它还是假重要、假漂亮、假迷人”，一系列文学人物就是庸俗的典型化身：《哈姆雷特》中的波洛涅斯和国王夫妇、福楼拜笔下的罗道耳弗和药剂师郝麦、乔伊斯笔下的摩莉·布卢姆、安娜·卡列尼娜的丈夫等。纳博科夫认为果戈理是俄罗斯较早发现生活中的庸俗的作家，“庸俗具有某种柔滑和丰满，正是这光泽，这些光滑的曲线吸引了作为艺术家的果戈理。”
在《死魂灵》当中就有诸多此等“庸俗人物”人物，其中乞乞科夫就是庸俗的最典型的代表，但纳博科夫对乞乞科夫有着特殊的理解：“乞乞科夫自己仅仅是魔鬼的便宜的代理人，一个从地狱来的旅行商人，我们的乞乞科夫先生可以称为是撒旦公司看起来容易相处、红光满面内里却颤抖、腐朽的代理。乞乞科夫代表的庸俗是魔鬼的主要特征之一，另外，与上帝的存在比起来，果戈理认真地更为相信魔鬼的存在。乞乞科夫盔甲生锈的缝隙散发出微弱却糟糕的气味，它是魔鬼的铠甲不可分割的孔，这是普遍的庸俗的本质的愚蠢。”
二、迷幻的人物世界
在《死魂灵》的诸多人物中，纳博科夫发现存在着一个次等人物的世界，小说开头出现的两个庄稼汉，以及第七章结尾在旅馆房间从梁赞来的试穿靴子的中尉就是此类人物。在小说中乞乞科夫与他遇见的地主们占据着故事的前景，而这些小人物说话很少，对乞乞科夫的冒险活动并无任何影响，他们的存在丰富着整个文本世界。果戈理让这些人物出现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比喻、对比和抒情插笔。纳博科夫举了几个例子：
第二章乞乞科夫拜访玛尼洛夫时关于天气的描写：“甚至天气也挺凑趣：这一天既不晴朗，也不阴暗，而是笼罩着一层淡灰色，这种颜色只有在警备队的士兵——一支生性和平的但每逢星期天总喝得醉醺醺的队伍——穿的旧制服上面才可以看到。”第一章乞乞科夫去参加省长家的舞会，当他走进去时，看到穿燕尾服的男士围着女士们：“黑色的燕尾服或者分散或者簇成一团，在这里那里闪动、飘荡，活像在七月炎夏，一大群苍蝇围住晶莹洁白的糖块飞旋一样；这时候年老的管家婆在敞开的窗子前面把大糖块砸成亮晶晶的小碎片，孩子们老是围住她，兴致勃勃地观看她那双粗糙的手拿着榔头上下起落的动作……”在这两段描写里，喝醉的士兵和管家婆就在比喻和对比中产生了。这种次等人物出现是作者为了强调某种环境或者情景时，用显著的细节直接描绘他们，第七章结尾试穿靴子中尉是作者在描述夜的寂静时出现的，第九章中作家为了表达乞乞科夫购买死魂灵的传闻引起的省会非同一般的混乱，多年以来经常猫在家里的人倾城而出：“总而言之，这下可发现，N城原来人口稠密，地域辽阔，是一个人物荟萃之地。一个什么叫息索伊·巴甫努捷耶维奇的人露脸了，还有一个叫玛克陀纳尔特·卡尔洛维奇的人也露脸了，那全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名字。在许多人家的客厅里冒出了一个瘦长瘦长的、一条胳膊被子弹打穿了的、个子高得出奇的人。” 在这样的描写中，次等人物或者只有一个名字，或者只有简单的一些特征。次等人物出现较多的场面还有第五章和第七章，作者通过索巴凯维奇的吹嘘和乞乞科夫的狂想，复活了诸多的“死魂灵”，让他们有了自身的音容笑貌，甚至有了自身的短暂的传奇经历。这些“死魂灵”的人生都以不幸和死亡作为结束，纳博科夫认为他们的复活并没有什么批判意义，也与道德无关，这些次等人物是作家幻想的产物，纳博科夫推崇果戈理的这种幻想：“他的艺术通过自己的异想天开，在这些段落里复活了这些死掉的，伦理的和宗教的考虑只会破坏他幻想的、温柔的、温暖的、丰满的创造物。”
三、果戈理的艺术：象征与诗意
而对《死魂灵》的写作艺术，纳博科夫也有惊人发现。首先他认为这部作品常用的手法就是象征，纳博科夫注意到了果戈理《死魂灵》在描述人物时特别喜欢对其周围的环境作一描述，这些环境展示了人物性格的特征，也成为了人物的标记和象征。
看起来温文尔雅、富有教养实际上却行尸走肉、附庸风雅、枯燥无味、自甘堕落的玛尼洛夫的象征物有：池塘上的绿色浮沫，给自己孩子起的拟古的名字，一直放在他书房并一直打开在十四页的书，他家里有缺陷的家具——一套漂亮的家具上面大都蒙着讲究的丝织料子，却短缺了两只椅子的料子，只得一直罩着一层蒲席；两只烛台，一只古色古香，精美异常，一只因为瘸腿歪歪斜斜并积满油垢：最合适的象征就是窗台上排列整齐、对称的从烟斗里磕出来的一撮一撮的灰烬，这是他唯一知道的风雅的快乐。粗壮蠢笨、贪婪狡猾、安于口腹之乐、一个麻木到了似乎没有安装灵魂的索巴凯维奇的象征物有：墙壁上挂的画着具有粗壮大腿和身躯的希腊统帅和英雄的画，结实粗笨的家具。
纳博科夫重点谈了乞乞科夫的象征物：他的鼻烟匣和木匣子。这只银鼻烟匣的底上可以看到两朵紫罗兰，是为了增添香气而放在里面的，乞乞科夫喜欢将他的鼻烟匣送到大家跟前去，纳博科夫的解释颇出人意料：“因为乞乞科夫是包裹在假匹克威式的圆胖的肉体里的骗子和幽灵，通过愉快的香味去取悦那个梦魇之城的居民的丑陋的鼻子，试图压住从自己身上散发出来的地狱的可恶的恶臭。”
而他的木匣子，纳博科夫则认为：“作家没有警告读者下面描述的根本不是什么匣子，而是地狱里的圈子，以及精确对应的乞乞科夫可怕的圆胖的灵魂（作家下面开始做的是着手在解剖室明亮的灯光下揭开乞乞科夫的内部）。”纳博科夫对果戈理关于木匣子的描述作了很多注解（括号内为注解）：“最当中是一只肥皂盒（乞乞科夫是魔鬼吹出的肥皂泡），肥皂盒后面有六、七层放剃刀（乞乞科夫圆胖的脸颊经常是光滑的：一个假天使）用的狭窄的隔板；然后是两个四方形的格子，一边放一只沙瓶，另一边放一只墨水壶，在这两个方格子中间挖出一道沟槽，放鹅毛笔、火漆以及一切比较长一些的东西（收集死魂灵的书写工具）；此外是各种各样的隔板，有盖的和没盖的，为的是放比较短一些的东西，里面搁满了拜客名片、讣告、戏票以及其他存放起来留作纪念的东西（乞乞科夫的社会阅历）。整个上层抽屉连同隔板都能抽取出来，下面是一大块空档，放着一叠叠的纸张（纸是魔鬼交际的主要工具）……”
纳博科夫不关注《死魂灵》风格当中的幽默，讽刺等，他甚至说：“如果一个人跟我说果戈理是‘幽默大师’，我立刻明白，他对文学是一知半解的。”他从《死魂灵》中读出了诸多充满诗意的东西。作品开头两个庄稼汉在看到一辆马车之后有几句对话，讨论马车轮子能否坚持到莫斯科或者喀山，他们并不知道这辆马车属谁所有，驶往何处，他们只就自己想象的距离来谈想象中不稳定的轮子，其实他们连从N城到莫斯科或者喀山的确切距离也是不清楚的——纳博科夫认为这个问题就被提升到了令人赞叹的抽象性，两个庄稼汉体现了俄罗斯人民卓越的想象天赋，果戈理的灵感完美地将之揭示了出来。“想象只有无实用目的的时候才是多产的，两个庄稼汉的沉思没有基于任何可见的东西，也没有导致任何实际效果，但是哲学和诗意就是如此诞生的。”
《死魂灵》第七章的结尾写到乞乞科夫办理购买死魂灵的大业即将成功，从警察局长家里醉酒而归，他的两个仆人也趁机逍遥后归来，“两人立刻睡着了，发出一阵阵闻所未闻的闷雷般的打鼾声，和从另外一个房间里传来的老爷的尖细的鼻息声遥相呼应。在他们睡下之后，很快一切都归于静寂，整幢旅馆都进入了酣梦；只有在一个小窗口里还可以看到烛光，原来那儿就住着从梁赞来的中尉，一个显然是对长统皮靴有所偏爱的人，因为他已经订做了四双靴子，此时正忙不停地试穿第五双。有好几回他已经走到床铺前面，打算脱掉靴子睡下去了，可是怎么也办不到：靴子缝制得实在出色，所以，他还是久久地翘起一只脚，前后左右细细鉴赏那只缝工熟巧、模样儿又妙不可言的鞋的后跟。”纳博科夫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描写比这支靴子狂想曲所写的静谧之夜更富有抒情意味的。”
第一卷结尾写到乞乞科夫的阴谋败露，乞乞科夫带着他的仆人逃离了N城，果戈理在写到他们的轻便马车后笔锋一转，引出了一长篇的对俄罗斯生活和命运的思考和抒情，纳博科夫对之大发感慨：“当考虑到下面以卓越的雄辩的爆发作为第一部分的结尾：神奇的诗意——或者其它神奇的东西，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赞叹。”
四、迷失的果戈理：焚稿之谜
纳博科夫偏爱《死魂灵》的第一卷，而对第二卷颇有微词：“诗人离国的遥远转换成俄罗斯未来的遥远，果戈理不知怎么地认为后者等同于他未来的工作，等同于《死魂灵》的第二卷，俄罗斯的每个人都期盼这本书，他自己也试图使自己相信他会写出，而对我来说，当乞乞科夫离开N城的时候，《死魂灵》也就结束了。”纳博科夫把自己谈论《死魂灵》第二卷起了一个小标题：老师和指导者，他认为后期的果戈理成为了一个说教者，他需要一个讲解他的书的道德的讲坛，宗教给了他腔调和方法，此外什么也没有给他。这个时期的果戈理已经处于创作的衰落期了：“唯一真正重要的东西，唯一真正的困扰，唯一真正的悲剧是他的创造天赋一直不断地、无望地渐渐衰退。”
纳博科夫拿后期的托尔斯泰和果戈理作了一个对比：当托尔斯泰追求小说的道德、神秘、教育意义的时候，他的艺术是红润圆熟的，他死后出版的富有想象力的作品的片段显示在安娜·卡列尼娜死后他的艺术还在发展；而果戈理只写出过几本书，他为自己制定的创作计划与他的衰退巧合地一致，当他达到他的巅峰——《钦差大臣》《外套》《死魂灵》第一卷之后。果戈理创作力衰退的标志之一是，为了自己的创作，他希望从俄罗斯的地主和官员那里获得关于俄罗斯“真实”的一手资料，“因为他陷入到一个作家处于的最可怕的困境：他已经失去创造事实的天赋，相信事实会自己存在”。 “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果戈理固执地筹划《死魂灵》的续集，他已经失去了凭空创造生命的神奇能力，他的想象需要提前准备好的材料以进行加工，因为他还有重复自己的力量，尽管不能制造一个像第一卷一样全新的世界。”纳博科夫认为果戈理这一时期的创作观念也出了问题：“除了果戈理的性格，他已经陷入的主要谬见当然是灾难性的。一个作家会迷失掉——当他越来越对这样的问题感兴趣：什么是艺术？什么是艺术家的职责？果戈理认为文学的作用在于通过给人们制造和谐与平静去医治他们生病的灵魂，这种疗法当中当然包括浓烈的一剂说教药物。”
正是在这种观念下，他打算写出这个民族的缺点与美德，去帮助读者摆脱缺点，保持美德，在创作《死魂灵》第二卷的开始他意图创造出并非“完美”的人物，而是比第一卷“更重要”的人物，他打算摆脱掉一个艺术家私人的视角，去迎合想象的读者的差不多一致共享的是非观念，这种想法在创作实践上困难重重，最重要在于第二卷在某种程度上要制约于第一卷，第一卷在一般人看来是处理“怪异”的，果戈理试图在第二卷创造出能完全代表俄罗斯的激情、心情和理想的人物，他逐渐发现他笔下的这些人物掺入了不可避免的怪异，这怪异出自于他们的天然培养基和最初形态，这样唯一的出路就是创造出陌生的一群非常明显、非常狭隘的“好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让这些人物丰富化的企图都会导向怪异的形式。当作品中“好人”出现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怪诞的，而乞乞科夫的欺诈活动只是幽灵和戏仿的犯罪，对他“真正的”惩罚是不可能，“好人”是虚假的，因为他们并不属于果戈理的世界，他们与乞乞科夫的每次接触都是不和谐的、使人沮丧的。乞乞科夫也是及其不适合这一部分的，他游移在一个拯救灵魂这种事情不会发生的世界里，一个悲怜神父在第一卷果戈理的人物中是完全不可能的，就像粗话之于帕斯卡，或引用梭罗之于斯大林最新的讲话。
在分析和阐释之后，纳博科夫对果戈理的焚稿做出了自己的理解：“在最后艺术真实的眩目的闪耀下，果戈理烧毁了《死魂灵》的结尾。马修神父或许会满足，因为在死前不久果戈理曾宣布放弃文学，但是那短暂的闪耀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证据、一种象征，他宣布放弃文学恰好是完全相反的事情：当他蜷缩在那个炉子前哭泣的时候，一个艺术家毁掉了他多年的劳动，因为他最后认识到整个小说对他的天才来说是不真实的。”
结论
总体上来看，纳博科夫对《死魂灵》的解读是迥异于传统的在社会历史模式下对果戈理的解读的，尽管也有重合的内容：比如《死魂灵》对庸俗的揭示，小说中环境描写的象征意蕴，小说第二卷艺术性较差等。纳博科夫自身作为一个作家，当他用“纳博科夫式”的视野来看另外一个作家果戈理的时候，果戈理就呈现出了另外的面目，爱德蒙·威尔逊就评论说：“这样的著作只能在一个艺术家写另一个艺术家时才会出现。”在这种独特的视野下纳博科夫发现了《死魂灵》中不被人注意的方面：它的诗意，它的次等人物的世界，它对颜色的精彩描写，小说中命名的狂欢等，他发现了小说里被人长久忽略了的一些特质。
同时，他的这种极其个人化的、反现实主义的解读忽略了《死魂灵》的社会历史内容，正如有论者指出的：“纳博科夫改写了我们心目中的果戈理形象，他的这种改写是以牺牲甚至有意识地抹杀果戈理作品中的大量内容为代价的。”他的评论仅仅关注文本的内部，是极其细节化的，给人的感觉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的有些评论是神秘化的，比如他认为乞乞科夫仅仅是魔鬼的便宜的代理人，一个从地狱来的旅行商人；他认同安德烈·贝利根据下意识的线索认为乞乞科夫携带的匣子就是他的老婆，进而认为名字意为“小匣子”的女地主柯罗博奇卡就是乞乞科夫的“小匣子”，这些评论是没有任何文本根据的。
纳博科夫的这种解读也引起了不少批评，爱德蒙·威尔逊评论说：“（纳博科夫）在将他（小说家）常用的笔法运用到果戈理身上时实施了一定程度的暴力。”俄罗斯学者米·赫拉普钦科在他的《尼古拉·果戈理》当中也批评了纳博科夫的这种解读：“纳博科夫觉得他对果戈理创作的看法是全面的，考虑到现在人们对这位作家的作品的接受。然而他在这一点上也错了。割断果戈理的艺术与生活的联系（甚至在批判性研究的前提下）不仅使他的创作变得极其贫乏，而且使他的作品对各个新的时代和各代人所起的作用降低到历史遗迹和滑稽可笑的小事的水平。……他的创作过去和现在都产生另一种思想和感情。纳博科夫歪曲了果戈理的面貌。”
（责任编辑：诗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