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12日，湖南卫视“领SHOW2013”的开篇之作《我是歌手》第一季随着“歌王”的选出落下帷幕。作为中国首档歌手音乐对决电视节目，《我是歌手》是对韩国MBC电视台同名顶级歌手竞赛真人秀节目的引进，从2013年1月18日开播以来就汇聚无数观众的目光，短短13期节目，不仅收视率屡创新高，多次居于全国同时段收视第一、节目收视接连破十，而且参赛歌手的不少竞演歌曲也在各类音乐榜上居高不下，大众对于节目的好评远多于质疑。这场“逆袭”草根选秀的明星PK赛既让我们回归歌手“用声音说话”的本质，同时又引发对这一独特真人秀形式的新思考。
一、走红原因：音乐盛宴与媒介总动员
参与者、悬念、竞争、比赛规则、现场记录和加工等是真人秀必不可少的元素。尹鸿曾这样定义真人秀：在内容上，它是真（真实）与秀（虚构）的结合；在形式上，它是记录性与戏剧性的融合；在传播方式上，它是观看与参与的互动。①作为一档竞技类真人秀节目，《我是歌手》亦是如此。
1.“诚意”演出：打造一场音乐盛宴
在前期宣传和节目制作过程中，《我是歌手》一直向观众传达“真诚”概念。导演洪涛说，“关注音乐本身，真实的力量起到撼动人心的作用，不编故事而是崇尚实力，会让大家认认真真关注节目本身——这是观众市场的趋势。”在这个舞台上，“我想用歌声打动你”真正实至名归。这档时长100分钟左右的节目，歌手真正演唱的时间只有半小时，其余时间由歌手从选歌到彩排到竞演结束等台前幕后的花絮填补，观众可以了解歌手们为歌曲演唱精心准备的全过程。七位专业歌手，汇聚的不同曲风、歌唱方式，给观众“一场小型演唱会”的感受。舞台上没有花哨的伴舞，也没有华丽复杂的装扮，有的只是歌手的真挚演绎。从听审团入场到歌手演唱，再到专家计票、宣布成绩，整个比赛过程悉数置于观众目光之下，一切都是如此真实。然而，观众真的只是被这单纯的真实所吸引吗？其实不然。适度、不露痕迹的艺术加工，往往是真人秀的重要技巧。生活剧吸引人之处在于取材真实生活，而又凝聚和凸显所有矛盾，最大化呈现观众的情感冲击力。真人秀之“秀”的作用也在于此。笔者认为，《我是歌手》的“秀”点，最突出的表现便是“经纪人”角色的设置和对参赛者的包装。
与韩国版《我是歌手》为每位歌手搭配一个笑星作为经纪人不同，中国版《我是歌手》由湖南卫视众多“名嘴”担任经纪人。同样是给节目加入娱乐搞笑成分，但选用“名嘴”效果则更佳：一方面是对自身人才资源、影响力的充分利用，这些经纪人能够按照节目要求进行引导、渲染，更重要的在于“名嘴”们本就相互熟悉且其关系早为观众所知，在节目中，“经纪人”们为歌手出谋划策，耍宝、斗嘴攻击的同时，比较各自的“巨星排行榜”的情节安排就有了感情基础，节目推进显得自然而然。整档节目有了他们的加入，便串出了一个紧张又妙趣横生的好故事，观众也因他们看到了明星更为生活化的一面。
娱乐界的歌手那么多，为什么偏偏邀请这些歌手参赛？答案在于参赛者的代表性。单一的曲风和表现形式很快就会令观众厌烦，只有歌手们存在差异性和对比度，才能增强节目的感染力，激起观众的好奇心。于是，《我是歌手》竞技场上，既有柔美婉转的美声，又有狂野粗犷的摇滚乐，不同类型音乐的对抗、不同年代歌手的血拼，所带来的刺激性不言而喻。不仅如此，节目组还为每位歌手贴上如是标签，如“催泪歌神”杨宗纬、“铁肺歌后”彭佳慧、“疗伤天后”辛晓琪、“唱作双雄”羽泉、“天籁核音”黄绮珊等，以便最大程度地凸显其差异性。“真人秀的目的就是建构观看对象，让观众想去看他，这点做到了，节目的基点才会建构起来。”②正因如此，《我是歌手》才会不遗余力地塑造歌手特色，使观众感知到“具有传奇经历和动人故事”的丰满人物形象，这方面，“zhi哥”和俯卧撑就是羽泉在观众心中打下烙印的成功例子。这样一来，观众不仅为比赛所吸引，还会对参赛歌手萌发不同的情感，促使他们密切关注歌手的命运和新变化。
2.全景纪实：巧设计、精剪辑强化冲突
《我是歌手》一直热度不减，很大一个原因在于它每一期的悬念性与戏剧感。在每两周一轮的淘汰竞演中，观众往往会在第一场的前一周对新来歌手满怀猜测与好奇，而第二场又会为谁被淘汰紧扣心神。相比以往音乐选秀节目选手一开始就全部由观众所知悉，然后靠大众投票逐步淘汰的赛制，《我是歌手》的戏剧性更强。不仅如此，多变的赛制更是不时带来新亮点。当几轮过后，观众对猜测身份和固定的唱歌形式热度稍减，歌手为保住地位而都选自己比较拿手的歌曲演唱时，赛制又出现变化以保持和加剧比赛的竞争性和激烈性：歌手不再自主选歌而是通过转盘随机安排，如此一来，“歌手唱自己不擅长的歌曲会怎样”再次凝聚观众的目光；第10期齐秦专场，所有歌手又被要求唱同一个人的歌，“同一曲风的多样化演绎”吊足观众胃口；明星“五留一”的残酷厮杀复活赛后，总决赛“歌王之战”中，不断现身的帮唱大腕以及歌手的奋力一搏，使竞争趋于白热化，即便这一季已画上句号，仍在观众心中回响不绝。最“折磨”人心的是宣布成绩环节，导演从哪一个名次开始宣布，带有很大的随机性，而且中间停顿很长时间，歌手们的神经都绷得很紧，胜利者长嘘一口气，淘汰者黯然离开，这种强烈对比时刻冲击着观众。“应时而变”的规则设计使《我是歌手》就像一部剧情紧凑的电视剧，使观众欲罢不能。
导演洪涛称该节目是“用全景纪实大片的方式表现音乐”，巧妙的节目剪辑是其成功妙门。节目前12期都采用录播方式，最后一场“歌王之战”直播也对画面转接进行了通盘安排。该节目大量使用夸张的蒙太奇手法，通过不同画面的交叉和对比，大幅强化了冲突以及“时间和空间的戏剧性关系”：比赛开始前，电视镜头同时呈现七组歌手、七个房间的情况，营造一种全力备战的紧张感；歌手演唱过程中，插入其他歌手的视听反应，诱使观众揣测其内心想法；宣布成绩环节，导演宣布排名、歌手对自己名次的预测画面交替出现，观众下意识地将歌手的预测同最终宣布的名次进行对比，淋漓尽致地展现其心理期待及落差；离场环节，歌手被淘汰后的独白与其所有舞台片段交叉在一起，使人唏嘘、感叹不已……经过这些编排和加工后的“真实”，融真实性与戏剧性为一体，使《我是歌手》的魅力倍增。 3. 颠覆性的快感：1000只“专业”耳朵定成败
现在的受众越来越希望电视节目能反映自己的观点和愿望。人们喜爱真人秀节目，个中重要原因在于它“强调平民真人的参与、没有剧本、真人真事，将人性现场直播，让观众在电视机前享受偷看的快感”③。《超级女声》大众投票形式更是“改变了媒介机构与受众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将话语权交还给人民，成为一场真正的全民娱乐”④。作为一种新型的真人秀形式，《我是歌手》又超越了《超级女声》的“全民式的狂欢”，观众从中获得了一种身份颠覆的快感，这直接体现在其淘汰机制上，便是节目赋予1000只耳朵以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500名现场听众跨越1960-2000这五个年代，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懂音乐、爱音乐，拥有较高的音乐鉴赏力。以往的选秀节目都是先由专业评委点评，然后进行大众投票决选，评委的意见、选手的粉丝数量决定比赛结果。与之大不相同，《我是歌手》的投票权完全掌握在现场受众手中，没有场外投票也就避免了粉丝的比拼，专业音乐人赛场不发声则阻隔了“名人效应”，不在赛前“讲故事”可规避赚取煽情分，只有依靠过硬的唱功、真正打动现场听众，歌手才能获得认可。整档节目都在向作为大众一员的观众展示：大众有着独特的音乐鉴赏力，他们是专业的，不应受其他人影响。如果可将平民选秀的大众投票称为“平民间的相互认可”，那么《我是歌手》则给予大众以特殊的话语权，即参赛明星们不管开过多少场演唱会、出过多少专辑、受到多少人的身后追捧，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只能褪去光环、以最真实的歌手这一简单身份出现，真诚地接受大众的检阅。淘汰赛制以及每周排名让那些遥不可及的明星们变身为普通大众，同样经历竞争、感受忐忑、剑拔弩张，普通大众掌握着他们的“生杀大权”。也因此，为获取听审资格、成为500人中的一员，有网友每期都在金鹰网申请报名，踊跃之程度令人咂舌。
与之心理机制类同，电视机前的观众亦能感受到这一权力。约翰·费斯克分析美国电视节目《摇滚与摔跤》广受欢迎的原因时指出，“‘游戏’规则在那儿，就是为了被打破，而裁判之所以存在，则完全是为了被遗忘。”⑤这其中充斥着一种“怪诞的现实主义”，“这种怪诞将男性观众从‘无法企及的，完美的男性身体’这一暴政中解放出来，而这个完美的男性身体占据着那么多‘常规的’电视屏幕。摔跤的狂欢节颠覆了电视的规范，其成功的程度就像反转了社会规范一样。”⑥在快感生成机制方面，《我是歌手》也是如此。在媒体建构的认知形象中，歌手们要么在个人演唱会上星光闪烁、无可比拟，要么作为特邀嘉宾或专业评委对草根选手进行评点。然而，《我是歌手》却使其从“神”变成“人”，评价歌声的好坏不再是他们的特权，站在竞技台上的他们也随时可能被淘汰出局，观众在每一轮的竞演中可以随意发表自己的观点，享受担当评委的乐趣，权力发生根本性反转。每轮竞演的排名环节将这种颠覆感释放到了极致，歌手忐忑式的自我预测以及宣布结果后的种种表现，给观众带来“由我掌握命运感”，特别是两轮之后有歌手被淘汰出局时，这种快感尤甚。同样也是真人秀节目，2012年红极一时的《中国好声音》尽管获得如潮好评，但归根结底仍属草根选秀节目，从初选到分班，再至对决，他们的命运仍然掌握在四位导师手中，遵循着“优势群体”发言的社会规则。有网友的一句笑言指出了《我是歌手》的特殊性，“如果《中国好声音》的导师来参加《我是歌手》被淘汰出局，那这些歌手该怎么面对如此尴尬的场面？”《我是歌手》将本该稳坐导师席的评委变成接受大众宣判的选手，所带来的刺激性足够引起人们的关注。
4. 大制作时代：一流的演出环境与媒介总动员
古代“买椟还珠”故事说明了外在形貌也是重要的。如果说大腕云集、形式独特、剪辑巧妙、完美把握观众心理是《我是歌手》内在闪光的“珍珠”，那一流的演出环境、跨界的媒体传播则是其华美诱人的“包装盒”。《我是歌手》的硬件打造可谓做足了功夫：1200平方米的演播厅、宋祖英演唱会原班配置的音响等级、殿堂级乐队的伴奏、30多人的现场伴奏、8台机位同时录播、38台摄像机随时拍摄、200多名工作人员同时服务……如此高成本、高水准的制作究竟立意何在？一路飙升的收视率成绩给出了答案。知名电视学者、央视《对话》原制片人罗振宇指出，“从国内电视节目生态圈的特征来考量，低成本的时代已经结束，高成本、大制作是大势所趋，《我是歌手》就是顺应了这样一个潮流，它的成功首先缘于一个超豪华制作，将音乐资源用到了穷尽。”从上世纪末至今，中国电视产业一直处在一个“策划时代”，比的是内容的新奇独特，诉诸创意，用低成本换取高收视率是大部分节目的普遍追求，竞技类、选秀类、益智类等各大平民真人秀节目席卷全国。然而，当“超女”、“快男”、《奥运向前冲》、《我们约会吧》等类似节目充斥人们眼球时，观众已经颇感审美疲劳，再加上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的勃兴无异于催化剂，迫切要求电视媒体积极寻求突破。
“如今的人们都沉浸在自己的信息世界里，太孤独了，如果谁能为大众提供最庄重的仪式，谁就能赢得市场。”⑦《我是歌手》给未来的电视节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标杆，“大制作时代”的徐徐大幕已经拉起，只有精致、逼真的节目才能将观众重新拉回到电视机前，唤起其久违的“家庭仪式”感。在信息爆炸时代，电视节目“酒香也怕巷子深”，“大制作时代”呼唤跨界传播的媒介总动员。《我是歌手》借助社交类媒体，便是如此，突出表现在对拥有6亿用户的QQ空间的运用上：作为空间活跃分子的年轻人群体，通过专题活动了解《我是歌手》并关注其认证空间，然后经由好友关系网，投注更多人的目光；每期结束后，歌手的排名会以说说形式出现在用户状态中……这种网络形态的人际传播形式倍数式放大了传播效果。不仅如此，湖南卫视还自制手机APP“呼啦”与用户互动，借此可为歌手投票并参与讨论。《我是歌手》最后一期又以同步直播的形式，将电影媒介拉入传播阵营，让观众重温“凑堆看球”呼喊的场景，立意不可谓不新。可以说，在传播媒介的运用上，《我是歌手》“第一次融合传播时代形成多屏合一（形成了电视屏幕、电影屏幕、手机屏幕和电脑屏幕的四屏合一）。”⑧在如此全方位的媒介动员之下，《我是歌手》要实现“全民关注”显然并非难事。 二、相关启示：社会责任与音乐梦想
自2006年开始，各类真人秀节目在国内荧屏遍地开花。类似“超级女声”的音乐类选秀节目更是层出不穷，人们对“草根变明星”、少男少女“追梦成真”的传奇故事早已见怪不怪，观众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选秀疲劳”。尤其是2010年“限娱令”颁布后，许多娱乐节目都偃旗息鼓或整改换面。然而，2012年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的播出似乎又给娱乐选秀节目带来了生机，今年《我是歌手》的接棒更是掀起一股热浪。细致分析便可发现，这些节目的走红正反映出当下人们对电视娱乐节目需求的转变。
1. 呼唤正能量
真实性、戏剧性永远是真人秀节目活力所在。但现在人们对节目的选择又有所改变，那些暴露人性假丑恶的争斗节目似乎正在逐渐失去市场。《我是歌手》、《中国好声音》有一个共同的突出特点，那便是感人。《中国好声音》中，每个草根歌手的人生遭遇和奋斗历程使人唏嘘感叹，毕业前最后一次合作的校园小清新组合，一直隐在明星光芒之下、从幕后走向台前的专业和声，带着儿子来观战的“超人爸爸”，怀揣音乐梦想的普通航天工人……观众从他们的故事中总能看到激励人心的闪光点。与此略有不同，《我是歌手》的感人则在于专业歌手从选歌到演唱中所传递的质朴情感和惊人力量，许多经典歌曲再次回响在听众耳边，带给不同年龄、不同阅历的人以不同的心灵感悟。如黄绮珊在演唱《the power of love》时曾坦言，到了这个舞台，她要做的就是用声音传递一种能量；辛晓琪赛前看到六岁男婴小浩博遇难的新闻之后临时换歌，一曲《亲爱的小孩》发自肺腑，催人泪下，表达了“歌手应该担当的责任”。在回答为何从韩国购买《我是歌手》这档节目的版权时，湖南广播电视台党组书记、台长吕焕斌说，“国内类似的音乐节目，大多以平民人群为主，往往更加注重‘草根梦想’。而《我是歌手》的参与者都是已成名的专业歌手。相比之下，专业歌手的歌唱实力更强，更具感染力，而且作为‘功成名就’的歌手，他们同样有自己的梦想，希望不断提升自我，向更高的梦想迈进。这一点更能吸引受众的关注。”不管是拼搏不息的人生态度，还是直击心灵的生命歌声，这两档节目所释放的正能量、承载的正面价值，无疑是其好评连连的原因之一。
2. 由“审丑”回归“审美”
近些年来，“媒介奇观”和“雷”文化充斥着电视荧幕，观众这种“审丑”心理一定程度上基于“从中寻求情感的释放、情绪的流溢，俨然是一道电视减压餐，发挥着情绪排气阀的功能，狂欢式快乐得以生成，它的参与冲动是宣泄与好奇。”⑨然而，时代在变，观众也在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文化水准的不断提升，相比于“为博一笑”的奇人奇事奇观，人们更注重节目的质量及积极意义。“超女”时代，选秀节目低层次、无门槛，海选时雷人迭出。《中国好声音》跳过海选环节，前来参赛的选手个个实力非凡，评委“听声”的转身方式大幅排除了各种博眼手法，“好声音”成为选手获得认可的关键。《我是歌手》则更进一步，不再着眼于草根，而是直接展现专业唱将们之间的“高手对决”。这种演变历程生动反映了观众跳出“审丑”心态、走向传统“审美”的转变，大众的生产者功能得以彰显。
3. 反击空洞的消费主义
回归节目的出发点，《我是歌手》的可取之处还在于歌手真挚的演唱，节目给予音乐本身的尊重。当黄贯中《海阔天空》、齐秦《夜夜夜夜》、陈明《等你爱我》等经典老歌响起时，听众伴歌轻唱，情浓时便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应和，一首首老歌唱哭了无数听众，节目不断出现“哭泣哥”、“哭泣姐”，此之谓洪涛所说的“搅动怀旧”。为什么“怀旧”牌能让观众如此容易买账呢？正如一位网友评论的，“与其说参赛歌手好，不如说作品棒”。在熟悉的旋律与歌词中，人们重拾那份感动，直击心灵，许多音乐经典的永恒魅力就在于此。然而反观当下的流行乐坛，真正令人感动的歌曲已很少出现，很多所谓的网络红歌以“雷”和“另类”获得短暂关注后，便被抛之脑后、掀不起半点涟漪，不少新生代歌曲不是吵吵闹闹、不知所云，就是无病呻吟，缺少足够的价值关怀和人性情怀。《我是歌手》中老歌的备受推崇以及黄绮珊等老歌手的再度火爆，无不说明我们这个时代迫切呼唤好的音乐作品。整个节目中，上世纪七八九十年代流行的歌曲占了大半，这是有原因的。百胜年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杨樾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说，“华语音乐脉络比较清楚，即70年代至90年代末，港台内地的好音乐都发生在这二十多年里。”时至今日，那些经典歌曲还萦绕在人们心头。 在“快餐文化”不断侵入的当下，“娱乐至死”，低俗音乐充斥人们的生活。《我是歌手》的成功有力地反击了这种空洞的消费主义，它向整个行业证明，只有好的音乐作品才能经受时间的洗练，从而获得大众真心实意的认可，“《我是歌手》很有可能形成一种‘倒逼’效应，刺激中国原创音乐重拾应有的价值观，打造具有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的作品。”⑩然而，《我是歌手》毕竟是一档商业节目，观众都是消费者，也许第一次用老歌能打动他们，但多次炒作和利用之后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的效果。发掘原创型歌手，用新歌、好歌与观众进行心灵交流，才能让观众欣喜与难忘。如果没有创作力，只是简单地回顾过去，音乐的生命力就不能得以延续，这种音乐类节目也必然不会长远。同样，把握好准绳，选出更具代表性的实力歌手进行对决还需颇多思量。如果后续节目既无动人心弦的原创歌曲、只是继续翻唱老歌，又没有令人信服的歌手压阵而仅仅沦为歌手“秀”的话，《我是歌手》便将失去它的灵魂。
不管是选“草根歌王”，还是择“明星歌王”，这些节目的着眼点都在流行音乐上，媒体似乎都忘记了音乐还包括古典、民族等很多类型……沙宝亮第7期唱《鸿雁》排名第六时曾说，“可能观众不习惯民族特色的东西”，既然是回归音乐本身，那为什么就不能将眼光放在其它音乐的推广上呢？在提升中华文化世界影响力的当今时代，这值得深思。如果娱乐节目“一味把自己定位在‘大众化’的层面，而没有‘化大众’的情怀，就始终只能在低端徘徊，就不能提升大众娱乐水平，更不能提升精英文化的影响力。”？《我是歌手》迈出了追求好音乐的第一步，但这显然还远远不够，我们期待中国电视娱乐节目更多的努力和改变。
注释：
①尹鸿：《解读电视真人秀》，《今传媒》2005年第7期。
②尹鸿、陆虹、冉儒学：《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元素分析》，《现代传播》2005年第5期。
③④张嫱：《粉丝力量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页、第112-113页。
⑤⑥【美】费斯克著，王晓珏、宋伟杰译：《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第94页。
⑦⑩胡珏：《走红揭秘》，《华夏时报》2013年3月27日。
⑧易哲：《总决赛收视够霸气》，《新快报》2013年4月16日。
⑨刘中望：《媒介奇观与“雷”文化——后超女时代湖南电视现象的文化阐释》，《文艺争鸣》2009年第9期。
{10}孟黎：《：欣喜伴生隐忧》，《金融时报》2013年3月15日。
*本文系国家广电总局部级社科项目（项目编号：2011GD78）、湖南省科技厅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012ZK2049）、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学改革项目（批文：湘教通[2011]315号）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 陈善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