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民族和时代的书写 ――论格桑多杰的诗歌创作 在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雪域高原,在这一片繁衍卵育出卷帙浩繁的英雄史诗、产生了众多神话传说的高大陆上,顽强地生活着一个马背上的民族、英雄格萨尔的后裔――藏族。他们以能歌善舞、剽悍旷达以及几千年来创造的建筑、音乐、雕塑、壁画、戏剧、文学、医药、天文、哲学、宗教等而被世人瞩目,吸引着无数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热爱艺术的心灵。他们在高山草地上放牧着生活、放牧着诗歌,在与篝火一同燃烧的“锅庄”舞步中,我们感到了藏族人民豪放乐观的炽烈情感;在睿智的《萨迦格言》中,我们看到了藏族人民充满正义机智的心灵;在《格萨尔王传》的演唱中,我们找到了歌的旋律、诗的音韵。
作为一位藏族诗人,格桑多杰先生用他的诗歌为我们再现了雪域风貌、藏人的生活和一个时代的社会变迁轨迹。他的诗歌描写了千里雪乡的历史和现实,歌唱着照亮雪域的黎明,吟唱着人民的智慧、母亲的奉献。他的诗来自于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来自于丰富的实践创造经验,来自于藏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历史及生生不息的艺术创作传统。因此,他在诗歌中饱含深情地赞颂着《黎明分娩的新城》、《玛积雪山的名字》、《垛妮达山的清露》,为我们讲述《喳曲的传说》,描摹着理想的美好境界和新的生活。
玛积雪山是黄河源头的第一大神山,诗人格桑多杰在诗作《玛积雪山的名字》中赞颂着玛积雪山这座极具人性化的、亦可被视作藏族人人格化象征的雪山:
玛积雪山的名字,
寓含着险峻峥嵘的意境,
是高贵、纯洁、宏伟的象征。
……
玛积雪山的名字,
哪一个高原人对您不是怀着圣洁的感情?
人们以美妙的神话来描述您的行踪,
从东方的天际落下万仞银峰,
也落下蓝玉般的湖泊和七彩的虹;
千古雄踞,万世钟情,
一个剽悍、朴实、勤劳的民族,
伴随着您走上了历史的旅程。
在藏族人民不断迁徙变化的历史中,雪山圣水从来就滋养着人们,而这高耸入云的玛积雪山就如同藏民族一样有着豪放自由的气度,有着高贵、纯洁的品格,有着傲岸奇伟的气质,山的形象在诗人眼中已成为一个民族的化身。于是,我们从诗中感受到,一个民族如山一样屹立。从这种恢宏的想象和象征上,我们感知到了诗歌中天人合一的境界。
在今天,对于青藏高原及藏学的研究已日渐成为显学,在这种文化大背景下,对格桑多杰先生诗歌的研究、评论是正逢其时的。在将近半个世纪的诗歌写作中,格桑多杰先生发表了许多作品,并出版了诗集《牧笛悠悠》和《云界的雨滴》,受到国内外关注。诗人深刻感知、体悟了社会的变革、时代的发展、雪域藏乡的变化。诗人对于全球化背景中藏族人民的心声多有了解,加之他有着长期在基层生活、工作的经历,因此,可以说格桑多杰先生诗歌的根须是深深扎在生活的沃土中的,是为人民而歌吟的诗人,是那种熟知、热爱本民族文化的真正的民族作家。
作为一位长期从事行政工作的领导干部,格桑多杰先生在业余时间始终坚持文学创作。他在牧区工作时,许多作品成稿于马背上、地窝子里。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后,仍孜孜不倦地从事业余创作。直到今天,在退休之后的古稀之年,格桑多杰先生仍没有停止他所热爱的文学创作,这种执着的精神令人感动,而他褒掖后人的风范也值得学习。
格桑多杰先生的诗歌代表作有《喳曲的传说》、《黎明分娩的新城》、《你是阳光的婴儿》、《玛沁雪山的名字》、《雪魂》等。他先后荣获过文学创作优秀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一等奖,有的诗作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少数民族文学集)》。
在诗集《牧笛悠悠》的《代序》中,诗人邵燕祥说:“我没有到过青海,我也不认识格桑多杰。我读着这一束诗稿,正是这位没有见过面但似曾相识的果洛州藏族兄弟,以他时而雄浑、时而幽婉的歌声,引我走到了昆仑山下,江河源头。”
是的,在格桑多杰先生的诗歌中,我们听到了诗人唱的四千米的歌、五千米的歌……八千米的歌,因为这里是被阳光钟爱的地方,是离天最近的地方。诗人不愧为牧人之子,他将诗的触角探入到本民族的历史中,反刍着昔日的生活、审视着身后的道路。在那刀削斧劈般的岩壁上隐现着藏人的石屋,那用牛角犁年年耕耘的瘠薄的土地上曾经上演过多少悲剧?在《喳曲的传说》这首诗中,诗人谴责了农奴制下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剥削。在《黎明分娩的新城》一诗中,欢呼着草原新城的诞生,沉睡已久的土地开始复苏了,牧人们开始耕作了、酿酒了、开始收获梦想。通过对比的手法映衬出草原新城的美丽雄伟。诗歌形式上是四句一节,有些诗句如同藏族的格言、谚语,精辟生动,许多形象的比喻在诗中随处可见,足见诗人对民族民间文化的学习和掌握。
由于诗人得天独厚地受着藏文化的濡染熏陶,在纯净的江河湖泊、在草木枯荣、雨雪交替的广阔草原,诗人格桑多杰先生找到了美的生活、找到了诗歌创作的源泉,因此他的诗与藏族人民血肉相连,诗中流淌着民族的血液,诗人歌唱着草原的美丽和美好的情感,歌颂着人的创造力。他的诗歌中还多有描写自然之美的篇章,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对这片充满自然活力、生命激情的土地充满了热爱和敬意! 因而他的诗就是对山河、历史、人民的审美思考, 是主体对客体的情感投射。杜勃罗留波夫在《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一文中指出:“……我们(不仅)把人民性了解为一种描写当地自然的美丽,运用从民众那里听到的鞭辟入里的词汇,忠实的表现其仪式、风习等等的本领……可是要真正成为人们的诗人,还需要更多的东西:必须渗透着人们的精神,体验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站在同一的水平,丢弃阶级的一切偏见,丢弃脱离实际的学识等等,去感受人民所拥有的一切质朴的感情……”
诗人在诗歌中将情感渲染得有张有驰,在真挚热烈的情绪中,诗歌意象如高原夜空里的繁星,熠熠生辉,华丽而深远,我相信,只有像格桑多杰先生一样热爱故土的诗人,才能催生出鲜艳的诗歌花朵。而《垛妮达山的清露》就是诗人作品中的一朵艳丽的诗歌之花:
一片不能遗忘的黑土
一面仙卉葳蕤的云坡
弯宇里有人吆喝
展裔里有人俯瞰
撞开月弓星箭启开金垣银锁
紧牵闪电的绳索
驾驭雷鸣的耕牛
扶一把星座轴轮的铧犁
在日月相追的重峦迭幛穿棱
涉登邃古无界
自信迁居日月凸凹的圆周
云外绿洲翠屏
闪烁出民族不朽的魂魄
苍山依偎心灵的火花
谐蔓菊石远眺新地质的隆起
黄河输注血的勇毅
耕耘两轮雪原上共升的日月
这首诗想象丰富、意境深邃、气象宏大,情感充沛,诗人将青海高原的历史、神话、环境与人类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堪称经典。
阅读格桑多杰先生的诗歌,我们看到诗人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是崇高的,与那种消解神圣、追求媚俗的诗歌追求迥然不同的是,诗人在不寻常的地方和生活中努力实践着对真善美的开掘。
格桑多杰先生的诗歌大多站在时代的高度抒发对祖国、山河、人民的热爱之情,气势磅礴、思想深刻,没有做作和虚假,为我们展示了高原风情、时代风貌,他致力于描绘藏民族的风俗、心理,更深广地反映其发展的历史,从而表达出对生活的理解。从他的诗歌中,我们能看到一位诗人应具有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而这正是当下诗歌创作中需要发扬的文学品质。
南京在微雨中
……我寻求心灵的最深处,那里绝对的邪恶与兄弟般的友情面对面相遇。
――安德烈・马尔卢(1901―1976法国作家)
一
作为中国的一个省会城市,南京在被人们想起时,大约只在“四大火炉”之一的传说中,在对“金陵十二钗”美丽之处的遐想中,或在 “六朝古都随流水”的诗句里。它曾与名噪一时的南京长江大桥相提并论,也跟过去“熊猫”牌收音机的名声一样传播四海――明孝陵、中山陵、雨花台、玄武湖、莫愁湖、夫子庙、秦淮河、紫金山、扬子江、明城墙――这些地名与这座城市紧紧相连,历史不断演绎着一座城市的命运,也不断被一些新的事件所改变。
我曾多次在这个城市里徘徊、漫游,在子夜的月台登上西去的列车,或在晨曦将临前抵达。这次我又来到了曾经熟悉的城市。行前我就定下了到宁后要探访的唯一目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在淅淅沥沥的冬雨的清晨,列车驶过南京长江大桥,缓缓驶进了这座曾经风雨如晦的江南城市。
许多年了,在许多个日夜,我与这个城市匆匆邂逅,然后擦肩而过,这是一座我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我在内心深处慢慢与之相知,并感知到其压抑的魂灵和忧郁的心。
透过历史的雨帘雾帐,我看到了发生在清代扬州的屠城惨案,又看到了发生在二十世纪的南京大屠杀,我无法理解――这片富庶江南的秀丽温润之地,这块被称为“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的风水宝地为何会频遭人类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刻?为什么鲜血和杀戮总揪拽着历史深处的悲痛记忆!而作为昔日民国政府的首都――南京竟成了一座让人永远无法释怀的伤城。
从我所住宾馆18楼房间向外望去,窗外的南京城深陷于迷离灰暗的雨雾水汽中,天地间一片苍茫。马路上、高架桥上来往的汽车都开着雾灯,房间的暖气与外面的冷气相遇,在窗玻璃上凝了一层水气。我想,70年前的今天的天气肯定是雨如刀,霜如剑。
午饭后,立即打车前往位于水西门大街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同伴说:从远处看去,纪念馆大门的建筑形似一把残断的军刀。我看着更像一座巨大的坟墓,我说。
在纪念馆外面的雕塑广场上,从一座座青铜雕塑旁走过,内心压抑而震撼:《家破人亡》是一位被凌辱后的母亲用无力的手托着蒙难的孩子,悲痛地向苍天呼号;群雕《逃难》中有妇女、儿童、老人、知识分子、普通市民,被刺三刀后的母亲将最后一滴奶水喂给婴儿;被日军奸污后的少女为一洗清白而投井自尽;逃亡路上的僧人为死者合上没有瞑目的双眼......雕塑中还有《冤魂呐喊》、《胜利之墙》。它们让观看者在冥冥中回到了70年前那个血腥的时空。
人们在默默地缓步观看、拍照,说话也是压低了声音。来到纪念馆入口处,保安告诉我们:因有纪念活动,明天下午才向公众开放。
二
《金陵晚报》在2007年12月13日的气象报道中说:“一场中雨挟着北风,更令南京城带着冬季的肃杀寒意。”
我参加的会议在该日上午召开了,主持人介绍说:今天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日,待会儿要鸣响防空警报,请大家不要惊慌。
这与我的预想大相径庭:在这个特殊的地点、特殊的日子,当防空警报鸣响时,在这个城市召开的所有会议以及聚会,所有参会者都应起立静默志哀;工厂、车辆、轮船同时鸣笛;广播、电视停播一切娱乐节目;全城人默哀三分钟......
午休时,我和同伴又一次来到了纪念馆。在纪念馆内的和平广场,人群汇聚,举行仪式。悬挂的巨幅横幅上写着“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70周年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竣工仪式”。
在展馆、广场、雕像、水池、纪念碑、灾难之墙之间,人流如涌动的河流在默默流淌。在这样的人流中,有神情专注肃然的欧美人士;有普通的南京市民;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国人。在灾难之墙面前,我看到一位老妇人,手捂着双眼在哭泣、自语。在这样的人流中,我想肯定还有像我一样的抗日战士的后代。在这样的人流中,我也见到了一些在“万人坑”旁戴着口罩的日本人。
形如十字架的标志碑上刻着一排阿拉伯数字“1937.12-1938.1”,这是当年南京城经历的血腥的六个星期。
在序厅,映入眼帘的迎面的墙体上是一个如镶嵌在江水中的汉白玉花环,花环前面是象征生命的“长明火”,每隔12秒,悠远的钟声就会响起,花环里随着出现一个遇难者的遗像,花环边的一万多张遇难者遗照时隐时现,像江水中浮动的人影,大厅顶部以残破的城墙为背景,上面用中、英、日三国文字镌刻着:“遇难者300000”。
而在尾厅,随着“滴答”的读秒声,每隔12秒就会有一颗水滴从高空滴落,旁边墙体上一位遇难者的遗像同时显现然后熄灭。意味着在南京大屠杀的六个星期中,每隔12秒就有一个生命在消失。
三
十八年前的一个秋天,凌晨时分,在南京火车站我登上了由上海发往西宁的列车。我在拥挤的硬座车厢里来回寻找空闲的座位时,听到有人在喊我,一看竟是同事、《青海湖》编辑部的金光中老师。那时候,我还是文艺理论研究室的研究实习员,金老师在小说创作方面已多有成绩,是编辑部的小说组组长,他也是回老家绍兴探亲后返回单位上班,沾他的光,我终于有了一个座位。
在漫长的旅途中遇见熟人、朋友该是一件多么令人舒心惬意的事啊!
那个漫漫长夜里,随着车轮的哐当声、车厢的晃动,许多人已沉入了梦乡。我俩却全无困倦,聊起了江南,聊起了文学创作,当然也聊起了南京。
深夜里,我问,在表现“二战”的小说中,我们为什么没出现《裸者与死者》、《二十二条军规》、《丧钟为谁而鸣》、《凯恩号哗变》那样的作品呢?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为什么没出现《苏菲的选择》那样的小说?在这部小说里,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斯汀勾说:“有一天我会懂得奥斯维辛。”但是他认识到了这种说法的荒谬。“告诉我,在奥斯维辛,上帝在哪里?”回答是“人在哪里?”
在扬州新华书店买到的这部小说,是我多年来一直珍惜并多次翻阅的书,初次阅读后,便在扉页上摘录了前面引用的对话。后来,我向很多人推荐过《苏菲的选择》,先后给金光中老师和曾任青海省文联副主席的小说家陈士濂老师借阅过。从这部小说中,我们能看到人性缺失和战争后遗症的可怕。
记得有位外国作家曾说过:中国作家还没有从黄河花园口决堤、南京大屠杀等民族悲剧中挖掘有关人性的东西,因而还没有出现真正有深度的小说作品。我认为此言一针见血。
四
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经理约翰・拉贝是出现在中国的又一个辛德勒。在那些疯狂血腥的日子里,他每天都在记写日记。“12月14日:开车经过市区,我们才晓得破坏的巨大程度。车子每经一二百米就会压过尸首,那些都是平民的尸首。”(《拉贝日记》)
1937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头版:“南京马路上尸首累累。有时要先移动尸体,汽车才能通行。”
就连当时纳粹德国驻华大使馆政务秘书乔治・罗森于1938年2月10日自南京发往柏林外交部的电报中说∶“日本人在南京的恐怖统治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
1937年12月14日柏林时间下午3点,美国驻德国大使陶德(Dodd)经国务卿赫尔(Hull)给罗斯福总统的密电中说:“今天,来自远东的消息比以往更加恶化。我已经看到您和国务卿赫尔对日本野蛮行径发出的声明。这一或两天前日本大使得意地对我说,他的国家已杀死了500,000中国平民”……。
1938年1月25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高斯就日军暴行给国务卿赫尔的电报中指出:“日本士兵强行闯入每一家商店、银行、民房,出来时携带着一捆捆丝绸、鸭绒被子、枕头、衣物等。这些掠夺物不仅是为士兵个人利益的行为,而且是得到日本军官的默许和同意,一些物品被装上军用卡车就是证明。”
《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写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 ……
类似的记录不胜枚举……
1990年,日本右翼分子、畅销书《日本可以说不》的作者石原慎太郎,在接受《花花公子》采访时说:“人们说日本人在南京搞了一次大屠杀,那不是真的。它是中国人编造的故事,全是谎言”。
这样的腔调也不罕见。就连日本文部省也窜改了历史教科书,否认对华侵略和“南京大屠杀”。
时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师的美籍传教士魏特琳女士,当时保护了9000多名妇女儿童的生命。回到美国后的魏特琳得了严重的精神忧郁症,后在家中打开煤气自杀。她曾告诉别人:如果她还有一条生命,仍然会为中国人服务。
1997年,《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连续几个月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在美国、加拿大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书籍之一。因为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的一本史书,世界人民,尤其是西方人士,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了解了遥远东方的南京曾经发生过的人间悲剧。2004年11月9日,精神抑郁的张纯如用一把古董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36岁。这一刻震惊了世界,也让我们深思:历史的悲剧如果未能澄清,后人仍将为此付出血的代价!
有人说过: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约翰・拉贝说: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记。
五
从中雨、继而微雨中的南京城来到南京火车站,登上发往上海的动车组车厢时,天气已经放晴,艳阳高悬。列车以每小时200公里以上的时速向着东海之滨的繁华都市飞驰。那时,我突然想起了日本的新干线,那是全世界第一条载客营运的高速铁路系统,于1964年10月东京奥运会前夕通车营运,第一条路线是连结东京与新大阪之间的东海道新干线。列车运行时速可达到每小时300公里,在进行高速测试时,曾创下每小时443公里的最高纪录。
是啊,人类创造的文明、科技在当今已足以让我们啧啧称奇,今天的人类已把足迹印在了月球,并把探知的触角伸到了外太空和生物细胞、微分子的微观世界中。但是,我也记住了一位学者针对文明与历史的话语:“无论文明创造了什么,只要它不能禁绝屠杀,它就永远负载着不可救赎的罪恶。”
随着70年前那场悲剧逐渐被世人所了解,“南京”这个地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影视和文学作品中,出现在关于人性救赎和灵魂审判的哲学范畴中。南京――它和“奥斯维辛”一样,成为照射人性的一面镜子、反思人性良知的一个窗口――它像一艘载负着曾经的邪恶与慈悲的航船,行进在历史与现实的浊浪清流中。
何处是渡口?何处是彼岸?
(作者单位:青海电视台影视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