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120年前的蔡元培(1868-1940),其所处时代,正是中国与西方在军事冲突、外交冲突、经济竞争之外，代表着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历史传统的中西文化体系也在开始撞击、摩擦、互相吸收借鉴的时代。时代的巨波，震荡着中国大地。在不同人们身上产生着不同深度、不同动向的反响。蔡元培即是其中具有强烈时代感应的重要思想家之一。其科学教育思想正是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本文就其科学教育思想的中西文化取向作一初步阐述。
一、蔡元培对待西方科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所持价值观和影响因素
（一）就蔡元培自身的经历和知识而论，他从6岁到16岁之间一直受私塾教育，读过《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学过八股文，对于既无科学内容又不讲求科学方法的封建旧教育，蔡元培有着切身的体验和感受。对封建教育的内容，他后来在《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中说：“科名仕宦，必经考试，考试必有诗文，欲作诗文，必不可不识古字，读古书，记古代琐事……其他若自然现象，社会状况，虽为儿童所亟欲了解者，均不得阑人教科……”①；对于教育方法，他痛切地说：“如吾人之处置无机物然，石之凸者平之，铁之脆者煅之??如凶汉之割折幼童，而使为奇形怪状焉；追想及之，令人不寒而栗。”②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从1908年至19l1年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就读时，接触到了冯特的心理学，并对心理学作了一定的研究。鲜明对比产生的巨大心理反差，使他从此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见对科学的浓厚兴趣成了蔡元培后来注重科学内容、提倡科学精神、推崇科学方法的重要内在条件。
（二）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现实需要来看，蔡元培生于清同治六年(1868年)，时值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当时，由于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已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天朝大国”迷梦的幻灭又使社会先进分子开始放眼世界。自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地主阶级改革派放眼看世界以来，西学东渐之风就以遮挡不住的态势吹向古老的华夏大地。此后，洋务派和资产阶级维新派大倡西学，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可以说，在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中，科学教育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需要。接着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并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这使得蔡元培尤为震惊，深切感受到中国明显的衰弱。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他开始涉猎“新学”。1899年，蔡元培读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使他“始知炼心之要，进化之义，乃证之于旧译物理学、心灵学诸书，而反之于春秋、孟子及黄梨洲氏、龚定庵诸家之言，而怡然理顺，涣然冰释，豁然拨云雾而睹青天。”③近代中国的落后，引发了蔡元培的深切思考，他在立足本国、放眼世界、比较中西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进行科学教育，方是振兴祖国，改变落后状况的有效途径。“欲救吾族之沦胥，必以提倡科学为关键。”④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在对如何挽救民族危亡的思索中，蔡元培的科学教育思想开始萌芽。他逐渐认识到科学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并把科学视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之一。
（三）从当时整个社会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认识水平来看，由于受狭隘的实用观点的限制，人们只关注与治国安邦关系密切的那些圣人礼法和利于协调人事关系的伦理纲常。科学在封建统治秩序中显得相形见绌，因而长期遭到冷落。鸦片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既面对亡国的威胁，又目睹了清政府腐败无能的事实；既痛恨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又羡慕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在错综复杂的感情中，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如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打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大旗，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仅仅看到了科学技术能致富强国的功能，将科技视为“昌明圣教”的工具，希望凭借西方先进科技重现汉唐之大一统盛世，将科学套上“三纲五常”这一沉重枷锁，百般禁锢科学在解放思想、改造社会方面的职能，仅仅是把科学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手段而已。即使是后来热心提倡科学教育的严复，在这一点上也未有本质上的超越；在中学方面，由于传统的儒家文化与长期的封建统治结合在一起，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面临危机，所以人们对待固有文化，或者完全否定，或者极力颂扬，真正能科学对待的人为数甚少。
故此，对于中外文化，蔡元培是这样进行取舍的。
二、蔡元培科学教育思想的中外文化的取与舍
（一）对于西方文化，蔡元培积极吸取消化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蔡元培认为西方之所以进步，就在于其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也正是中国近代文明落后于西方的症结所在。他说：“我国人士，由来尤多好高骛远，专尚空谈，以致有科学落后之今的”；他大声疾呼：“且欲救中国于萎靡不振中，惟有力倡科学化，故急期时彦俊士，能急当务之所急，一改空谈之旧习，致力于实际之探讨。”⑤蔡元培自1894年由于中日甲午战争的刺激，开始涉猎介绍外国国情和外国科学技术入门的书籍，不久就开始产生到国外去考察的想法。留德期间，在其所修课程中，可以发现：1、蔡元培在选课方面特别重视文化史、文明史，他并没有从狭义上来理解教育，而是将教育的内容即文化道德和教育方法理论即心理学联合起来学习；2、在研究西方文化方面，在对科学基础的探讨之后，又将之与中国文化作了比较研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在中国开创了文化史比较研究的传统；3、蔡元培善于学习那些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先进的科学成果，可以说近代化、现代化是他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为了研究这个问题，他特别注重学习一些自然科学。
（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蔡元培秉承扬弃的优良传统，既倡导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固有文化，找出其中有科学的东西并继承之，同时，他力求在大一统的封建文化中去除封建糟粕。
1、推崇百家争鸣的文化传统
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使思想学术空前活跃繁荣，各个学派在从不同角度探讨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涉及到了哲学、政治、道德、文学、艺术以及自然科学等领域，直接促进了科学文化的繁荣；各家学派同时也是不同的教育团体，他们根据各自的要求与实践，总结了许多宝贵的教育经验，直接促进了教育事业和教育理论的发展。“百家争鸣”中所反映的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精神深深融入了蔡元培的精神世界，成为他自由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百家争鸣”中各派学说所呈现出的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成为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的源头；“百家争鸣”中寻求变革、促进发展的学术理论，成为蔡元培冲破传统、积极变革的原动力；“百家争鸣”中崇真尚实、追求真理的学术精神，成为蔡元培科学精神的主要来源。
2、对独尊儒术的深切反思
蔡元培认为，在我国学术史上，法家偏重群性，道家偏重个性，二者均不适合我国民族的习惯，只有儒家能兼顾个性与群性，在中国流行了二千年而不被更替。但是他随后又对儒学展开了深切的反思，西汉武帝之后独尊儒术的确立，使得重视科学技术教育的墨家不得不归于沉寂。“儒学独尊”将社会知识阶层的研究兴趣吸引到儒学的学习与研究上来。儒家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之说，使社会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使人们崇尚空论玄谈。于是，实践环节因缺乏理论指导而难于超越经验积累的范畴，理论探索因无实践的滋养而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极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同时，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中央集权专制下，儒家经典是成为考生重点研习的内容，科举制度成为向知识分子灌输儒学教义、向全国普及儒学理论的强有力手段，这比行政上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命令更有效地“罢黜”了“百家”，使诸子成为被禁之列，结束了新学术、新思想的百家争鸣。对“儒学独尊”的深切反思，摒弃了儒学重伦理教育、轻自然科学教育，儒学尚继承、轻创新等弊端。
注释：
①②蔡元培．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154，154.
③高平叔.蔡元培全集.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4.96.
④高平叔.蔡元培论科学与技术[M].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33.
⑤张译科学界的伟人序.孙常�.蔡元培先生全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6.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