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记得中学时看《三国演义》，我常想：诸葛亮的哥哥和弟弟，干嘛一个在东吴，一个跑到北魏去了，兄弟三人怎么不同心协力辅佐刘皇叔？ 这无疑是上了罗贯中“尊汉扬刘”的当，替刘皇叔惋惜。现在看来，这种各走各的道的事好像挺常见。鲁迅三兄弟和宋氏三姐妹走的也是不一样的人生之路。“龙生九子，九子各别”，即使同去西天取经，也是猪拱猴跳各施其道。这道理谁都知道。
然而，同胞间事事泾渭分明，时时剑拔弩张，又毕竟不合天伦常理。人家异姓朋友还能管鲍分金、桃园结义呢！况且，诸葛袍泽、周家兄弟、宋氏姐妹，又都是有教养的优秀人物。
遥想，鲁迅兄弟在“百草园”一边背诗文一边捉虫儿之时，宋氏三姐妹远涉重洋赴美留学之时，都是何等洽切，相亲相爱！可后来呢……据说鲁迅和周作人为家事曾动过手，又有人评说周作人，说他从为人到为文，时时处处都着意表现出与鲁迅的不同质。这怕不是一个“汉奸”的概念就能一言以蔽之的吧？更让我心动的是，电视剧《宋庆龄和她的姐妹们》的最后一集――当大陆即将解放，庆龄和美龄同往母亲坟头献花祭扫。姐妹俩都看见对方了，却谁也不肯走过去跟对方打一声招呼，说一句话。她们都清楚，这可能是她们一生中最后一次见面了，从此将天各一方，直到终老……坦率地说，我为这场景遗憾。她们中哪怕有一位走到另一位面前，深深地凝望对方一眼也好。我们可以想见，那一时刻，她们各自的胸膛里都呼啸着感情的风雨，很复杂――有爱也有怨。这风雨，正拍合着当时中国大地上变革的政治风雨。她们谁也没有迈出那小小的一步，犹如两座隔海相望的高山，两颗独处的星辰……
这，难道能够 “是非曲直对错”一字了得？而那“是非”在此时此刻就那么绝顶的重要吗？这里是否有文化参与的人性的固执？这，是否可以说是一种缺憾，一种人性的缺憾，一种对人性的嘲讽？我们后人在探索归纳这一段历史人生时，该把握些什么呢？
二
说到宗族血脉――这一人类挣不脱、扯不断的丝网，其实是紧密又脆弱的。
我们常说血浓于水，可在亲情的面纱下，做坑害亲人之事者，大有人在。且不说带领八国联军进北京烧杀的爱国诗人龚自珍的儿子――龚半伦，也不说强占儿媳、滥杀王子、毁誉参半的唐明皇，就是在我们身边，为几个臭钱大打出手、大杀出手、诉诸公堂的父子、兄弟、姐妹又有多少？至于在政治――这一涵盖更深的利害领域，亲情就更加贬值。在中国，虽有“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说法，但也有“当堂不让父”的警语。亲情在“仁孝道德”的支撑下，表面热热腾腾，可一到现实的风口浪尖上，它宛如一袭遮体的外衣，可以随意换掉。而带头换掉或说扯破这“遮羞布”的，往往又是类似唐明皇之流的上层人物。
话说回来，与亲情背离的骨肉对垒、手足分争，还有较高一级的表现形式。不过，至今我也拿不准，该不该把这类表现归纳到“利益”的范畴。
譬如前面说的诸葛亮兄弟，他们在三国时代的三种选择，绝非浅薄的利益使然。这里有中国文化人“自我凸出”的欲望问题，是中国知识阶层的集体潜意识。应该说，此种“自我”本来是一个人（或曰一个文化生命体）成熟的体现，无可厚非。可这种“成熟”，由于受到中国特色的“帝王独家经营术”的浸染，“排他性”被过于强化，使人性受到了干扰。他们恃才而欲独具一格，不想仰仗他人、效法他人，仕途上要自立门户，免得青史上留下闲言碎语，显不出自家手段；个个都想“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可帝王并非原有“种”――你蜀汉真的就那么正统吗？人家曹魏、孙吴两家就真的是逆贼吗？如果你诸葛亮“匡扶汉室”的口号是正确的，那大哥、三弟岂不就成了大逆不道的糊涂蛋？诸葛亮博古通今，岂能不知道“春秋无义战”的古话？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充其量不过是在追求信念中，完善造就了较高一级的“自我”罢了，也摆不脱拉大旗作虎皮之嫌。中国幅员辽阔，占一块地方另立山头的事时有发生，最终拼的结局无非“成王败寇”。而对另一些人――如诸葛亮兄弟来说，不过是你当汉丞相武乡侯，我干东吴大夫，他任北魏州官，都想在青史留名、成就事业，至于成不成，看自家造化。
总而言之，休想让“我”跟在“你”屁股后头行事。
――呜呼哀哉，也真是说不清楚，到底是中国的文化和文化人带坏了帝王们，还是帝王们带坏了中国文化和中国的文化人。
三
那么，该用什么药方来医治呢？从理论上说，只能是“人性”和“亲情”本身了。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常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社会动乱，文化人的心思更多地盯在“对或稳定或动荡”的形势的适应上，此所谓“识时务”。譬如诸葛亮兄弟，就是从山东琅琊被“动乱”到河南南阳的。在过多的对现实的适应中，人的价值信念的稳定性受到了挑战。于是乎，各种观念都可能产生，都可能被随手拈来，都可能被肤浅地认识，进而成为所谓的人生追求的目标。其实，这时候的文化人早已不单单是被“文”“化”了，也已经被“现实化”、被“意识化”、被“政治化”乃至“自我化”了――准确地说，就是被“异化”了。而且往往在这时候，即使他自己察觉自己错了，也只能“咬定青山不放松”，顺着走过来的路硬着头皮走下去。
这样看来，人性固有的“亲情”以及“仁爱至善”等意识，在如此状态下还能派上多大用场呢？
有的史学家认为，诸葛亮其实是被他自已“制造”出的“兴复汉室”的包袱给“压”死的。而颇具嘲讽意味的，诸葛亮效忠的刘备，其人学问并不高，可他倒不完全是为政治而死，一定程度上说刘备是为“关张”报仇、为“义”字而亡身的――这也是“桃园结义”被千古传扬的亮点之一。而刘备与诸葛亮这样的人生反差，又像上帝跟中国知识分子开了个大大的玩笑一样。由是，只能浩叹一声“哀哉，惜哉，中国的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