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例子显示，“反腐”正在成为官场斗争的重要工具。这有点像当年全社会过分重视道德和私生活时。“男女关系”作为官儿们的斗争工具一样。当时，谁要是背上了“作风问题”遭到调查，不死也会脱层皮――即使查明本人没有多大问题，但因为“作风问题”曾被调查本身就是污点，会影响到他的“政治生命”和在民众中的信誉。现在，只须将“作风”这个词换成“腐败”，效果大致相当。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爱憎，而一个时代共通的爱憎，就会影响到社会的发展方向。很多深谙政治艺术的人，是善于玩弄和驾驭人们的义愤的。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已多得举不胜举。
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人们义愤的对象是“卖国贼”，于是便有了政敌间相互攻击对方卖国，更有了百姓争啖被政敌诬为卖国贼的袁崇焕的肉的可悲场面。
在全民情绪仇外甚至排外的时候，人们的义愤便是痛击与外国有染的任何东西：前有义和团杀洋人，顺带也杀了不少被仇家污为教民的善良小民；后有民国时期文人们论战时互指对方为汉奸或领美元、卢布……
在全民憎恶“反革命”的时候，大家会唱着歌欢快地用乱棍打死被指为反革命分子的任何人。“文革”初期，吴晗在京郊被几天前还和他一起谈笑着吃饭的农民兄弟打死，便是最令人心寒和惊惧的例子。
还有在禁欲时代，仇人间互污对方淫乱，败者被义愤的大众敲锣打鼓浸猪笼沉塘。这一种传统，一直维持到近现代，虽然消灭肉体的沉塘活动几乎绝迹，而出于义愤在精神深处把一个个被贴上“作风”罪名而浸了猪笼的，却大有人在。
而现在，对腐败，对为富不仁的仇恨。正在成为一种社会情绪，也很容易演化为一种义愤杀人的场面。在某些地方，被搞下马的也许并不是最严重的贪腐分子。有的反腐者甚至会被挂上腐败的牌子，在民愤激荡中坠下马去。在山西假渗灌事件中，当事人高满强因向记者透露假渗灌的内情而被判刑。他的罪名，却是“私刻公章”等与腐败有关的行为。而在他落马时，相关媒体为又挖出了一个“腐败分子”而欢欣鼓舞。
事实上，义愤本身是不坏的。谁也不能说割食袁崇焕、棒杀吴晗或痛恨腐败官员的老百姓是多坏的人。他们不仅不坏。甚至还朴实、单纯，充满了正义感和血性。但为什么这一系列褒义词叠加在一起。却推出了一个个悲哀的结果呢?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义愤被导了向。越是在法制不健全、民众文化素质不高、舆论和信息都不太通畅的地方，民众的义愤越是容易被导向。而被导了向的义愤，其破坏性是显而易见的。从古到今，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人们在不断澄清旧的义愤造成的悲剧的同时，又在不断创造新的义愤伤人的历史。
那么，如何让义愤不被导向，避免成为灾害呢?首先，我们必须用自己而不是别人的头脑进行思考。这种思考的前提，是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独立分析和思考事物的能力。要获取这种能力，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实践，不间断地解放思想，不迷信任何的权威，勇于对一切存疑的事物抱以怀疑和质疑的态度。
二、独立思考和分析的前提，是全面、准确、自由、公开的信息。没有这个前提，人们通过接受到的片面、单一甚至虚假信息推导出来的结局和由此产生的义愤，想客观准确都很难。
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健全司法制度，分清道德、纪律与法律的界限，该道德的归道德，该纪律的归纪律，该法律的归法律。这三者不能相互取代，更不能混为一谈，给义愤操纵者提供操作空间。
当今社会，各种利益争斗名目繁多，大小矛盾纷繁复杂，而正确和错误的信息传播方式也越来越方便快捷。在这样的形势下，人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判断，警惕义愤被导向，“反腐”成为官场斗争工具，就显得尤为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