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还是具体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乃至一个人，我们都可看到，但儿落后、愚昧、遭人欺凌的，除了一些小可抗拒的外因，更多的则是缘于自身的保守。
转眼改革开放30年了，我们虽不断地反对保守，大力提倡思想解放，甚至鼓励“摸着石头过河”，但我们社会中那些明里暗里的保守势力依然很强大。一些保守意识不仅写在各级政府官员的脸上，更是打印存一份份红头文件里，通过权力意志下达给民众。这最终会使整个社会的国民在思想行动上都自觉不自觉地带了保守意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虽然某项政令或“惯例”显而易见地既不合理又不合法，大家也还是熟视无睹，逆来顺受，甚至不走样地执行下去。
近日，新华社及全国各大媒体都报道了一起新闻事件，电稿的引子是这么说的：“申领驾照必须通过驾校报名，不受理个人申请，各地做法如出一辙。随着深圳市民樵彬打赢和车管所的官司，这一不合理惯例有望成为历史。”
单从这引子中我们就能获得很丰富的信息。一个人要想开车，就要申领驾照，而要申领驾照，就需要报名考试。可在我国几乎所有的城市，你如果没有通过交费进车管所开办的驾校去“学习”，你就不能报名。也就是说，无论你在申领驾照之前是否会开车，都一定要到某个部门规定的“驾校”学习。尽管这是多么的讲不通，甚至违法，可人家就是这样通过红头文件作了规定。大家知道，如果单单依靠“不合理”，就想推倒政府某些部门自己弄出的一些“惯例”，那是很难的。只有那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惯例”长期存在之后，有一天刺痛了像樵彬这样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较起真来，这种“惯例”才“有望成为历史”。而这一“惯例”长期存在的背后，当然是因为它能产生巨大的经济利益。目前深圳拥有驾校24所，每年参加培训的超过10万人，培训价格从3980元到5980元不等。仅此一项，培训费就高达数亿元。但这显然还不能说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作为当地政府，尤其是作为车管所的上级主管部门，为何只有到公民站出来“较真”，才来“强力干预”这一不合理的“惯例”?认真追究起来，是上级主管部门的有意不作为，还是一种可怕的保守意识在作祟?
不久前，在《羊城晚报》上看到一则报道，说的足广州市原市长、副市长，两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乘地铁时无人让座。暂且不谈国民在尊老爱幼方面的道德素质问题，只注意到新闻中两位老人在地铁车厢中与市民交流。一位名叫阿卫的市民对老市长黎子流不无感激地说，没有黎市长，广州到现在还没有地铁呢!可他万没想到，自己的话竟引起老市长近似检讨的感慨：“广州地铁是1993年开工的，我都感觉到惭愧。我后来去了莫斯科才知，莫斯科在1939年就动手搞地铁，我们还在自吹自擂。你看，1939年和1993年，很风趣的数字，说明我们非常保守。”我不知道广州是什么原因拖到1993年才建地铁――这或许有经济方面的桎梏；但从老市长的话中，好像还是认为他们当时太保守了。
一个是广州，一个是深圳，众所周知，这两座城市是我国思想解放阵地的“桥头堡”。特别是深圳，它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然而，就是这样的两座城市，一个是连老市长都承认“我们非常保守”，另一个为了破除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一种“惯例”，让公民与车管所对簿公堂。
两座被誉为站在中国思想解放最前沿的城市尚且如此，内地保守思想严重到何等地步也就可想而知。而“我们非常保守”的后果，除了官员事后感叹、政府部门输掉官司，还能有别的什么意义?换句话说，又能引起多少人、多少官员，尤其是引起多少高官的注意和警惕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多少高官准备像可敬的黎子流市长这样只能事后感叹，还有多少政府部门准备输掉像深圳车管所这样的官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