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如一颗璀璨的流星划过浩瀚的夜空，耀眼的辉煌过后，是永久的沉寂与惆怅。朱仲禄先生走了，从此，乡村小道上，再也听不到那清脆的铜铃声，再也看不到骑在小毛驴上哼着山歌的那位历经沧桑却依然精神矍烁的老人的身影。先生走了，从此，山野不再青绿，溪流不再清澈，当代少年们的心境也不再平实。生活富裕了，面色红润了，西装革履、底气十足的农家少年们却再也吟唱不出当年那股子野气与豪放。不知是由于少了苦难的磨练而缺了几分执著与苦盼，还是因为屡遭现代摇滚的摧残而患上了审美疲劳顽症。但有一点，却在我的脑海中愈加清晰起来，那就是，有了麦克风，有了功利的诱惑，歌手就会变得老成起来，他就不再是“少年”。先生走了，近代大西北原野上最后一位“少年”，他永远地走了！这是一代“花儿”王在“花儿”的海洋中最后一次的远航，这简直是大西北“少年”时代的终结。
苦难造就了无数“少年”，“花儿”滋养了一代歌王。从一个放羊娃到“中国杰出民间艺术传承人”，先生的成长历程充满了艰辛与苦难。当我们将目光定格在那张灌制于上世纪50年代初，此后不久便被画上白色判决符却劫后余生的中国第一张“花儿”唱片时，那粗纹的磁轨如同一道道历经沧桑的年轮，似乎在诉说着西北民众心中的酸甜苦辣，也预示着绽放欲破的“花儿”将经历怎样的风雨雪霜。半个多世纪之后，当那套《“中国原生态演唱系列”之“西北花儿王朱仲禄”》呈现在八旬老人眼前的那一刻，西北“花儿”伴随着先生在历经苦难之后终于完成了一个圆满的生命轮回，而回荡在这两极之间不朽的吟唱与倾诉，业已成为西北“花儿”在中国现代史上繁衍生息的缩影。正如先生对这张专辑饱含激情的题记那样：“‘花儿’是我的生命，它使我一生都为之痴、醉、迷、狂，它是多民族文化创造的结晶……我为‘花儿’奋斗了一辈子，它给了我无尽的快乐和生活的勇气，即使在我遭受磨难、被迫离开‘花儿’演唱领域的时候，我也没有放弃它。我希望‘花儿’这一民族奇葩能够永远绽放，永远流播……”先生一生对“花儿”艺术的执著乃至痴迷，使他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来培育“花儿”，在丰获硕果之后，先生受之无愧地成为一代“花儿”王。这个称谓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说它空前，是因为在先生之前，中国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像先生这样集“花儿”演唱、传播、创作、研究为一体的学者型歌手。说它绝后，是因为当下“花儿”这种弱势文化的原始生态和赖以生存的文化大背景正在逐渐消逝，“花儿”艺苑中再也难以成长起如此出类拔萃的参天大树。
面对现代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面对急功近利式的商家开发和“粗粮细作”式的肆意包装，原先的演唱群体已不再是优势，而我们将“花儿”的存续繁衍寄希望于它的民族优势、地域优势和曲令优势，同时期望这些优势能衬托出一块文化品牌来，但谁能不明白这是一厢情愿的奢望呢？
“花儿”不仅是一种传唱艺术，它已经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大西北几百年以来的风云变幻和民俗风情，都可以在浩瀚的“花儿”海洋中找到它最原始的脉络。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们去挖掘研究“花儿”这份文化遗产，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近年来，我们在“花儿”理论研究领域的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成果斐然。许多触及多种学科，涵盖不同领域的花儿论著的问世，为我省民俗研究领域增色不少，令其他花儿流传的省份侧目而视。一个经济穷省，何以能取得如此成果？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因为这当中有许多值得借鉴和发人深省的东西。而朱仲禄先生这位痴情的护花使者的存在，无疑是“花儿”研究成果如此丰硕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想见，“花儿”具有何等顽强的生命力，它既然源自群众的心声，那么它就不会在群众中消失。而我们担心的，却恰恰是现代文明是否会让花儿产生基因变异，甚至像其他已经消亡了的文化遗产一样，使“花儿”成为一只干蝴蝶。一代歌王朱仲禄走了，我能感觉到，他带走的不仅是知足的笑容，还有一丝忧虑。先生的离去，在近代大西北宏大的“花儿”乐章上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感叹号。而一代“花儿”王曾经的存在，让我们这些后来者在高山仰止的同时，深感自身的肤浅与幼稚。
王洛宾走了，他的塑像在湟水岸边矗立了起来，萦绕它的，是优美的旋律和鲜花，还有文化精英们的礼赞。朱仲禄也走了，留下的，只有他吟唱了整整60年的歌谣。但我看到了，一个永远不老的“少年”形象永远地留在了花丛之中，我坚信，他将成为大西北民众心目中永恒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