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只刚宰的黄狗被紫色橡皮带扎成一捆，架在一辆男装摩托车的后座，不加遮掩，狗皮裸露在空气之中，狗贩驾车分开熙攘人流，往前方的狗肉档口开去。6月21日，《羊城晚报》记者罗坪用相机拍下这一幕。
农历夏至是广西玉林举办狗肉节的日子，在这一天，这个住着600多万人的地区要吃掉上万条狗。但最近几年，玉林人的狗肉吃得可不太踏实，他们的狗肉节引发了大范围的争议，媒体纷纷派出记者一探究竟，而民间爱狗人士则走上玉林的街头，用各种方式对狗肉节表示抗议。
一名来自北京，叫“片山空”的行为艺术家连续几年以“钻狗笼”、“向狗下跪”等方式吸引公众对狗肉节的关注。今年夏至，他再赴玉林，在当地最大的狗肉市场边上拉起横幅、支起架子，与动保人士一道呼吁“爱护动物，拒吃猫狗”。但当地人对外来的抗议者并不买账，不时有人上前与之争吵。
更大的争吵在网上爆发。数以万计的网友为“能不能吃狗”的话题吵得不可开交，爱狗人士把吃狗者称为“野蛮人”，而正方则把反对者讥为“狗粉”，双方措词激烈，水火不容。媒体大多倾向于反对吃狗，羊晚记者罗坪在调查后发表了题为《日屠万狗 狗节成劫》报道，而新华网一位图片编辑则愤怒地写道：“广西玉林狗肉节，一个泯灭人性的节日！”
在舆论的压力下，浙江金华的狗肉节已被叫停，独玉林狗肉节仍在勉力支撑。动物保护人士看似占据了优势，但他们却一直有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为什么鸡肉可以吃，猪肉、牛肉也可以吃，狗肉就不能吃？”
专栏作家刘远举讥讽道：“那些反对吃狗肉的做法，无非是小清新们在远离厨房之后，反过来指责厨房中的人犯了罪。”
大多数爱狗人士消费着各种肉类，却愿意付出大量的时间金钱做社会倡导，甚至冲到高速路上拦下运狗车，看似有点极端的行为背后，是什么样的力量在驱使他们？
拦车救狗的人
乔伟是四川启明小动物保护中心的负责人，今年28岁。两年前，他率领一群志愿者连夜从成都驱车赶到200公里开外的自贡，拦下一辆运有上千只狗的货车，主导了有名的“自贡救狗事件”。
乔伟18岁就外出闯荡，3年之后，他做到了一家知名电源品牌的销售大区经理，但在他看来，这份工作不如护养小动物来得有意义。2006年，他接过姐姐创办的启明小动物保护中心，干起了一份不赚钱的工作。为了维持基地的运营，乔伟甚至在2007年房价即将起飞之际卖掉了一处房产。
谈起当年的“自贡救狗”，乔伟坦言自己是“被大家推上去的”。乔伟说，启明的主业是救助伤残病猫狗，而当时有人发现了一车狗，志愿者希望启明能帮忙，他便去了。
不少志愿者对小动物怀有浓烈的感情。2011年10月14日，一名志愿者在自贡的收狗站拦下狗车后，至下午4点，已有200多名志愿者自全国各地赶来。在态度上，爱狗者甚为强硬，要求狗主无条件放狗，但在行动上，他们却比较温和，在人数占优时，并未强硬。
志愿者“蚊子”不断在网上发求救信号：“现在需要法律工作者志愿者来为狗狗争取一丝活的希望。”“经过交涉，大家把狗抬下车，以便于喂食和散热，争取时间延续它们的生命！”言词间满是焦急与悲悯之情。
狗主唐大国可不愿为志愿者们的悲悯埋单。一车狗价值数万元，他要求志愿者们付钱买狗。究竟给不给钱，志愿者们产生了分歧，乔伟是不赞成给钱的，他认为“买他的狗就是助长他的行为”。但是，在僵持的过程中，不断有狗变得虚弱，甚至死去，志愿者最后同意付钱。
双方以6万元的“补偿款”达成协议，志愿者又用了2万多元将狗笼子一并买下，乔伟与另一家NGO组织平摊这笔钱。乔伟始终强调：“补偿款跟买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买狗。”
志愿者救下了狗，可没想到那只是问题的开始。平添了几百只狗，这超过了启明的承受能力。救下来的狗大多也不健康，甚至有些出现犬瘟症状，大笔的治疗费用也让乔伟很头疼。“我们既然救了它们，就会让它们好好活下去，哪怕是去借钱。”乔伟无奈地说道。
2011年堪称“救狗元年”，在这一年里，在自贡之前，京哈高速上就曾出现拦车救狗的事情，浙江金华狗肉节也在当年被叫停，动物保护者自此在舆论上声势大涨。但是，乔伟却依然悲观，他说，拦车只是一个表面功夫，没有多少作用。“狗太多了，我们根本救不过来。”
爱狗之人始终想寻一个终极解决之道，让人放弃以狗为食，并与之友好共处。
告诉你，餐桌上的狗大多是偷来的
法律并未禁止吃狗，爱狗人士只能做社会倡导，目前，他们正尝试着通过揭露狗肉产业链的阴暗面，让消费者自行放弃吃狗。山东大学副教授郭鹏就试图通过自己调查，告诉消费者，餐桌上的狗绝大多数是偷来的。
郭鹏的母亲信佛，从小家里就很少吃肉，郭鹏在念完研究生参加工作之后，依照自己的心愿戒掉了吃肉，目前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她在山东大学曾开过一门叫《动物伦理与素食主义》的课，目的是“唤起年轻学子们对于中国动物处境的了解和同情”。
郭鹏对小动物的特殊感情源于6年前捡到的一只流浪猫，当时，她把它送到宠物医院，然后又带回家收养。在照顾这只猫的数月中，她看到小猫“很友好但是又相当虚弱地半躺在地上的样子”，忽而感到小动物“在智力与情感上与人类有惊人的相似性”。
情感涌动的郭鹏飞快扩展其救助范围，从她所在的校区，扩展到山东大学的其他校区，再扩展到整个济南市。她甚至办了两个动物救助站，为流浪的猫狗提供庇护。但在经营救助站的过程中，她发现济南一个小镇经常丢狗，郭鹏一直想不明白，而在京哈高速救狗事件发生后，她开始怀疑，丢狗的事与狗肉供应产业链有关。
郭鹏于是开始了调查。她发现，这个小镇在2007年左右开了一个收狗站，在此之后，丢狗的事件开始频繁发生。郭鹏认为，有了收狗站，当地就会有一些缺钱的闲人卷入狗肉产业链，“一条狗拿过来就是两三百块钱，来钱容易。” 郭鹏说，狗肉经营者每到一个地方，就设一个收购站作掩护，偷回来的活狗运往各地，死狗则在本地开狗肉店就地消费，并鼓动起一个新的消费市场。据郭鹏的调查，北方最早的偷狗现象是从内蒙古开始，1995—1998年之间，内蒙古跟吉林交界的一些地区甚至长时间听不到狗叫声。
亚洲动物基金会曾经制作过一组海报，用图像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摆在你面前的佳肴是别人看家护院的保安，是陪伴他人成长的伙伴，或者，是来历不明的流浪汉，你还愿意吃么？
据为动物而改变基金会（Change for Animals Foundation）项目负责人萝拉·韦伯调查，韩国是唯一一个建立了大型集约化养殖系统以满足日常对狗肉需求的国家，而其他的国家的狗肉通常来自街上的流浪狗或者偷盗。
中国人吃狗，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恩怨—你要吃掉我的小伙伴，我能不跟你急？
不一样的人群
自贡救狗事件中，狗主唐大国被迫签订了一份协议，承诺以后不再从事跟屠狗贩狗相关的工作。而唐大国自己饲养的两条狗也被志愿者带走，因为他们认为这两条狗跟着唐大国不会有好结果。
但半个月后，唐大国对央视主持人柴静说，自己没有别的经济来源，打算单方终止和志愿者的协议，重操旧业。
柴静问：“如果你家里养一头牛，你跟它很有感情，你会把它卖了或者杀了来挣钱吗？”
唐大国笑了：“肯定舍不得，但舍不得也得卖啊。”唐大国的妻子帮腔说：“对农村人来讲，养动物都是为了挣钱，为了吃饭。他们（动保人士）从小都有钱，他们可以把任何一样东西当成宠物来养，他们都有固定的工作，我们都没有的。”
唐大国反问柴静：“他们了解农村吗？”
京哈高速救狗事件中运狗车的司机，在参加东方卫视的节目里也说了类似的话：“你们都是80后，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在吃饭什么都没有发愁的情况下，找点事做。”在听到志愿者们讲述“一条狗也是一个生命”时，他笑着说：“你们毕竟没经历过事儿！”
这话志愿者们可不爱听了，他们开始控诉偷狗贼、狗贩和吃狗肉的人，就连卖狗的农户也成为抨击的对象。他们认为，狗是人类的好朋友，卖掉它是在做“没有良知”的生意。
吃狗者与护狗者之间，似乎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河流。
一些动保人士选择跳出道德谴责的套路，站到了更高的维度上去想办法，他们计划通过温和的方式和自愿的原则劝导公众少吃狗肉。亚洲动物基金就选择从食品安全入手，告诉公众，这些狗绝大部分是来源于偷盗，并且没有经过检验检疫，可能携带病菌。
亚洲动物基金中国猫狗福利项目总监冯冬梅是一位理性之人，她语气平和，说起话来轻声细语，时常说着说着就会笑起来。在讨论跟动物保护相关的问题时，她的条理性跟逻辑性很强，有一种外柔内刚的力量。在冯冬梅看来，只要告诉公众背后的真相，历史的长河会做出选择，公众就会做出选择。只要这个产业没有需求，自然会萎缩。
在现阶段倡导动物保护，矛盾总是存在的，即便是冯冬梅，在家中也须面对一些争吵。冯冬梅也是一个素食者，彼得·辛格的著作《动物解放》对她有很大的影响，2008年，她拿着《动物解放》向家里人宣布：她要吃素。但当时她父亲非常生气，当着她的面就把书给撕了，父亲认为，女儿肯定是做动物保护着了魔。直至现在，家人还是没有办法接受冯冬梅的素食，但是，也没有办法改变她的决定。
不一样的人群，有着不一样的生命体验，总有人守护着原有的生活方式，也总有人倡导公众去过一种新的生活，他们究竟谁对谁错？也许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