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旅游地图上，在新疆的东北部可以找到一个叫“三塘湖”的地方。这里在干线公路网之外，是个很偏僻的去处。然而在70多年前，这里是亚洲腹地的一个十字路口，西下东上南来北往的骆驼队总要在这里驻足。这个常常被现代都市人遗忘的角落，从东方来的汉族或回族骆驼客在这里卸下驼背上的货物，从天山以南来的维吾尔族骆驼客把这些货物运到塔里木盆地边缘的喀什，从帕米尔高原以西来的中亚与西亚的骆驼客们又把货物转运到阿拉伯半岛或者欧洲，因此这里是亚洲腹地地理大发现的见证者。趁着“五一”大假的机会，我去了一趟三塘湖和三塘湖盆地，想追寻骆驼客们的足迹，了解这些大地的行走者除了拉着骆驼贩运货物之外，还在文化上留下过什么。
骆驼客——用双足丈量亚洲腹地
过去，汉人对亚洲的北部与西部知之甚少，从张骞“凿空”西域之后，人们才对长城以北以西的广大地区有了一些了解。但其实在张骞之前，就有大量的民间交流。巴里坤南湾古墓葬遗物经碳14测定是3600多年前这种人的遗迹，在其墓葬主人的身上发现了丝绸残片，这说明那个时候中原的物产就传到了现在地新疆一带，比张骞早了1000多年。在古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就有一条以新疆和田为中心的玉石之路，这条路西达非洲、东达南美洲，历史可以追溯至5000年以上。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在那么广阔的地理空间里，人们怎么知道要去向何方、去做什么？答案只有一个：他们对这片广阔的大陆是了解的、是曾经发现过的。这种发现当然是发端于利益的驱动——为了生存而进行的迁徙和为了富裕而进行的商业活动。
许多现代内地人以为西部人干什么都是骑着马的，这只是一种想象而已。不错，西域自古出名马，马是游牧民族的“附肢”。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离不开马。比如，商队的主要役畜是骆驼而不是马。马善于长途奔跑，却耐力差，对饲养条件要求比较苛刻，而且在长途负重方面也不尽如人意。
亚洲大陆的腹地，是干旱半干旱地区，走出人类赖以生存的小片绿洲，便是广阔无垠的戈壁、大沙漠和荒山秃岭。在这样的地方跋涉，缺少草料、长时间断水，背负着上百公斤的物品在流沙和碎石上行走几个月，马就显得太娇气了，而木轴的大车又无路可走，只有骆驼才能胜任。这些地方的人从远古时代起就给马和骆驼进行了分工：马主要用以驮人，而骆驼则用来驮运物品。随着人类分工的进一步细化，骆驼队出现了。有骆驼队就得有役使它们的人——驼工，就是西北人称之为“骆驼客”的那些人。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欧罗巴人的地理大发现是靠着大帆船来实现的，而亚洲大陆的地理大发现，却是骆驼客们用双脚来实现的。
在巴里坤追寻骆驼客的遗迹
在西域的地面上有三个文化板块：草原游牧文化、绿洲农耕文化、屯垦农工商文化。在这三种文化中穿梭，起着物质交流与文化交流使者作用的就是骆驼客们。这是一个近乎常识性的表述。那么，骆驼客们究竟做了些什么，为沿途留下了一些什么呢？追寻骆驼客遗留在大地上的痕迹，这是我这次到巴里坤县三塘湖盆地去采风的主要目的。
选择巴里坤，是因为那里曾是亚洲中西部物质与文化交流的门户，被称为“西域襟喉”、“戈壁的耳朵”；尤其那里是汉文化西漫的必经之地、新疆本土汉文化的分水闸。我希望通过这次采风了解一些骆驼客与新疆本土汉文化之间的关系。
东天山的末端分出了一道东西西北向的小支脉，叫做莫钦乌拉山。古丝绸之路的北大道进入新疆一段，就是沿着莫钦乌拉山北麓而西的。古时候没有公路，绝大部分地方连政府兴建的“官道”都没有，骆驼客们只能朝着一个大致的方向，绕过难以逾越的高山深壑和没有水源并且容易迷路的戈壁大漠，他们便选择了沿山麓而行。沿山麓而行一是不容易迷路，二是山峦上隔不远总会有一道山沟，山沟大都是被水冲刷出来的，因而会有水源。山上的冰川和雨雪融化后渗入地下，往往又在距山不远的草原或戈壁上通过泉眼涌出了地面，因此傍山的地方会找到泉水。在广袤的荒原上行走，水就是生命。所以古道的走向总是逐水源而布，把荒原上的泉眼连成一条线，这就是从前的大道。
古时候的北大道都经过了些什么地方，我是说不准确的。但是从清代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北大道的走向，现在仍活着的骆驼客们还记得：天津和北京为起点，经过山西大同、内蒙古呼和浩特（归化城），往西偏北进入现外蒙境内，沿戈壁阿尔泰山南麓西行，进入新疆伊吾县，经过下马崖、淖毛湖进入巴里坤县境内，经岔合泉到三塘湖，折向南到巴里坤城。清乾隆末年以后，古城（今奇台县城）成为新疆北部的陆路码头，有些驼队便从三塘湖直往西，穿过240里戈壁去往古城。
20世纪30年代以后，外蒙闹起了独立，常有武装骑匪抢劫驼队，迫使驼队往南取道甘肃省辖区，再进入巴里坤草原。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新疆修通了通过星星峡进入甘肃省界的公路，开始有汽车从那条公路上开进新疆，经过哈密、吐鲁番到乌鲁木齐，有些驼队也改走公路线了。但是仍有大批的驼队继续行走在传统路线上，沿着莫钦乌拉山北麓到三塘湖，再拐向巴里坤。
巴里坤可以说是一个具有2000年以上历史的军、政、商中心。从汉代以来，这里一直是中央政权经营西域的重地，随着驻军、屯垦和丝绸之路北大道的通畅，这里的汉族居民居多，汉文化发达，是近现代新疆本土汉文化的桥头堡。
新疆本土汉文化的追溯
说到“新疆本土汉文化”这个概念，有很多事例可以例举。但是我还是想从三塘湖和三塘湖盆地说起。
巴里坤县三塘湖盆地的地理范围相当广阔，盆地中绝大多数地区是寸草不生的青灰色戈壁，再就是不知是谁随意乱扔在大地上的山峦。青灰色大戈壁上时不时地涌出一些泉眼，成为野生动物们赖以生存的水源。山峦也不险峻，总在人们需要的地方让出一条小道。有泉水，有路可寻，又有着军事保护，这就成了古代驼队所优先选择的行进路线。
在青色大戈壁和黛色山峦中七拐八弯，突然眼前扑来一片绿色，就如做梦一般，进入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绿洲，这就是三塘湖。相传过去这里有3个大泉眼形成的水塘，就有了“三塘湖”这个地名。三塘湖现在是巴里坤县的一个乡，由上湖村、中湖村、下湖村和岔合泉村组成。 中湖村是三塘湖乡所在地，100来户、600多人口。在中湖村的北面山岗上，有一座唐代的烽火台。据巴里坤县文管所前任所长、副研究馆员彭兴礼介绍，唐代烽火台都为山石砌筑的地基、土坯砌筑的主体，虽历经千年而巍然屹立。中湖村的这座烽火台至清代仍在使用。按清时定例，一个烽火台的值勤兵卒为5到15人。这个烽火台的驻军人数大约在10人以上。当时几乎所有的烽火台执守官兵都要在距台不远的地方造屋而居、屯田谋生。平日里一两个人在台上放哨，其他人就去种地放牛。因为三塘湖泉水充足、土地肥沃，当局为了把这里经营成一个前哨基地，便于乾隆末年，从内地发配来4户充军的犯人，来为守台官兵当农奴，专司屯垦劳务。按当时的制度，充军新疆的犯人可以带家眷，这4户充军犯人就在这里扎下了根，发展成了今日的三塘湖乡。4户犯人分别姓吕、姚、秦、郑，也就是现今三塘湖乡的四大姓的由来。这四姓有的来自甘肃，有的来自湖北。吕姓后人说他们的老家是山东吕梁。
三塘湖既然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好地方，自然也就成了骆驼客们休整的大站。虽然骆驼客们上路的时候带足了食物和用品，但在荒无人烟的戈壁大漠中跋涉数月，遇到了胆小怕事、谦恭质朴的绿洲居民，还是像见了亲人一般高兴。他们会用随身携带的小物件与村民们换一些零食，驼队里也会从当地补充一些新鲜肉食、鸡蛋，吃惯了蔬菜的汉人还会用铜钱或小用品换一些三塘湖居民自家地里种的韭菜、萝卜什么的，为驼工们改善一下伙食。三塘湖的居民们虽然隐居在戈壁大漠深处，但他们并不惧怕驼队，因为他们知道驼队与他们一样，都是在苍茫大地之间讨生活的勤苦人。
骆驼客们毕竟是些走南闯北、经多见广的人，远离家乡和妻子儿女，一路上唯有唱唱小曲、喝两口老酒来打发孤独。与村民们在一起，拉拉家常，也会放开喉咙唱起小曲来。至今遗落在三塘湖的一首小曲叫《拉骆驼》：
拉骆驼上了工才把那啼一声
别父母撇妻子又白浪啼二声
我家回回不了有了个二浪黄……
这首小曲是用山西小调唱的，是山西的驼队留在当地的驼客歌曲。
还有一首驼客带来的歌曲叫做《卖菜》：
菜担担挑着出了门，
一头挑着羊角葱，
一头挑着青菜青，
卖菜度光阴。
我担担挑上市上转，
王家的小姐街上站，
我给你给个羊角葱，
你给我一个擦汗巾……
这也是一首用山西小调唱的歌曲，歌中充满了对传统农耕生活的无限眷恋。骆驼客在三塘湖盆地留下的足迹
三塘湖东边30公里处有个现在叫“冬窝子”的地方，是一块由泉水滋润出的低洼草场。所谓“冬窝子”，是哈萨克族牧民过冬的草场。哈萨克族是在公元1883年以后从西北方向的阿勒泰地区迁徙入巴里坤县境内的。在此之前，这个冬窝子就是驼队的一个站点。冬窝子北部的山峦最高处，耸立着一座唐代的烽火台，说明这里自古时起就在中央军的保护之下。现在冬窝子是几户哈萨克族牧民的冬季住所，土房虽是现代所建，但除了窗子上的玻璃以外，形状与过去的驿站别无二致。在土屋的四周生长着茂密的芨芨草，唐代边塞诗人岑参曾作过一首著名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诗的开头写道：“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据已故新疆著名历史学家、新疆大学历史学教授苏北海考证，诗中的白草即为芨芨草。
离冬窝子东行约20公里叫“高泉”。这是一个只有在西部大地上才能见到的奇景。就在平坦的砾石戈壁上，突兀地冒出了一个平缓的圆丘，在圆丘的顶上，一泓清泉映着蓝天。高泉这个地名显然是骆驼客们起的，如果是出自落魄文人或者戍边文武官员之口，则会有文采或寓意，而不是这么直白。这里是骆驼客们过夜的地方，可以想见当年每到傍晚，高泉之下的戈壁上就会卧下一群骆驼，在驼架之间，冒起一缕缕炊烟，骆驼客们聚在清泉周围，打水烧茶、洗去满头满脸的沙尘，或者坐在泉水边，谈起自己的老婆孩子、唱起小曲。而那些靠这个神泉维持生存的野生动物们，则躲在远处的梭梭柴篷里，等待深夜骆驼客们睡熟以后再来饮水。
那时候西下的骆驼客，大部分是一些山西北部的农民，当地大户接到一批订单，便召集本族本院的青壮子弟组成骆驼队。驼队中的首领叫掌柜的，随队的有账房先生，十五峰上下的骆驼为一“链子”，由一个“伙计”负责，三链子骆驼配一名负责做饭的“大师傅”。一个驼队通常为三到五链子骆驼。驼队开拔以后，留在当地的大掌柜的负责把驼工们的家眷供养起来，驼工们留在家中的农田，也有大掌柜的雇人耕种，但收获仍归驼工。为了驼队的安全，掌柜的们很少雇用游民做驼工。
以前的驼队，一般一天行进20公里上下，很难超过40公里。下午赶到一个有泉水的地方，趁着天色未晚，厨师忙着埋锅做饭，伙计们赶快卸下驼架，天气不好的时候要抓紧时间搭起帐篷，人畜好好地休息一夜，第二天还有一整天的路要走。骆驼是拉货物的，人是舍不得骑骆驼的。驼队掌柜的如果年龄大了，才会有一头驴供他代步，如果是个年轻的掌柜，则要跟伙计们一样，用双腿在亚洲干旱的大地上不停地行走。
三塘湖盆地是有名的风区，8级大风每年有200多天。冬天这里常常是零下30～40摄氏度的严寒，骆驼客们穿着棉袄，外面套着那种叫做“皮褂子”的光面羊皮大衣，棉裤外套着羊皮做的“吾儿裤”，脚上穿着厚厚的毡靴，但仍难以抵挡风寒。夏天地表温度常常达到70摄氏度，沙石中可以烤熟鸡蛋。骆驼客们的艰辛是现在的都市人所难以承受的。
他们是一个战斗力很强的集体，他们用赶骆驼的棍子对付饿极了的狼群，在土匪或者地痞人数少的时候，他们以一当十英勇搏斗，以求得生存；他们都是本乡本土、本族本院的亲人，相互都负有救助的责任。真正的骆驼客都是些胆小怕事、温良谦让的农民，他们运送货物并要力保货物的安全；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有土地和祖屋，懂得命最值钱，从不好凶斗狠。他们从不携带武器，因为武器会给他们带来杀身之祸。那种英勇剽悍、武艺高强、过关斩将的驼队骑士，只是影视剧里的形象。 从高泉再往东行10多公里，就是岔合泉。岔合泉原是蒙语“察合泉吉”的转音，原意为“白色的乱山子”。这里泉水丰盈，而泉水滋润出的这片小绿洲，就是骆驼吃草休息、骆驼客们休整的地方。巴里坤是新疆本土汉文化的大本营
来到三塘湖的驼队，有一大半要拐向南方，向巴里坤城而去。这些驼队有的是从内地来的山西驼队，有的是巴里坤本地东上返回的驼队。史书和方志中偏重于从军事和政治角度记叙巴里坤，只是用寥寥数笔说到巴里坤号称“万驼之城”。清乾隆末年时，巴里坤城汇集的骆驼有两万多峰，如果有可比性的话，按贡献率计算，当时的一峰骆驼可以与今天的一辆五吨载重卡车相比。足可见当时骆驼经济的繁茂。
现今的巴里坤城是以雍正年间的军城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在雍正帝平定准噶尔之乱的战争中，宁远大将军威信公岳钟琪率二万五千六百兵进驻巴里坤，与准噶尔王噶尔丹策零大战于巴里坤盆地，岳钟琪大获全胜，为了西域的长治久安，清军决定在巴里坤盆地修建一座永久性军城。岳钟琪亲自选址，率兵卒在当地民众的配合下修筑成功。
万驼之城里来自四面八方的骆驼客们带来了四面八方的消息，使这个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来显得十分偏僻的小城信息灵通，20世纪30年代前后到新疆传教的法国传教士蜜德蕊·凯伯和法兰西丝卡·法兰屈形容巴里坤是“戈壁的耳朵”。
巴里坤也是天山以南来的维吾尔族骆驼客们转运货物的地方，也就成了民族文化交流的地方。我曾在南疆的和田听过一位维吾尔族民间艺人用蹩脚的汉语唱道：
哪里来的骆驼客呀
萨里玛哈依呀嘿，
骆驼上面装的啥呀
萨里玛哈依呀嘿！
花椒胡椒姜皮子呀
萨里玛哈依呀嘿，
砖茶花布香胰子呀
萨里玛哈依呀嘿！
有钱的老爷炕上坐呀
萨里玛哈依呀嘿，
没钱的小伙地下坐呀
萨里玛哈依呀嘿……
在中国旧时，时兴同乡会馆。已在巴里坤定居了的人组织起来，捐资修建一个大院子，作为同乡互相接济、联络感情的场所。初来乍到的内地人，即使已经穷得身无分文，只要找到自己的同乡会馆，会馆里会管吃管住，同乡们还会有不断的资助。巴里坤的同乡会馆最多时有60多个。
各地的同乡会馆同时也是原籍文化的载体。巴里坤的每个会馆都建有一座庙，庙里供奉着各自最崇拜的神。山西会馆里有座关帝庙，供奉着令山西人骄傲的关公。甘州会馆里有座仙姑庙。庙里供的仙姑姓何，但不是八仙传说里的何仙姑，而是一位民间女子。据说这位何仙姑原本是张掖地区的一位农家姑娘，美丽而善良，出嫁以后孝敬瞎眼婆婆。一次瞎眼婆婆出外游玩，迷路不归，何仙姑便出门去找婆婆。为了防止她也迷路，她便左手拿一团毛线，边走边散，留下路标。但是毛线散完了还没有找到瞎眼婆婆，她便用剪刀剖开自己的肚腹，抽出肠子来捆在毛线头上，继续寻找，直到肠子扯尽，终于找到了瞎眼婆婆。当地人把何仙姑视为孝义的榜样，奉为神仙，建庙膜拜。这种仙姑庙在全中国共两座，另一座在仙姑的故乡张掖，称香姑庙。巴里坤的仙姑庙与张掖的香姑庙是一个版本两地印刷。现在巴里坤仙姑庙里的仙姑已经被画成了一幅端坐莲台上的菩萨，已非原来仙姑手持毛线的形象。
仙姑庙是一座道观，宣扬的却是儒家的忠孝仁义。儒家是迎合中原农民利益的学说，这种文化通过骆驼客传到了塞外的巴里坤大草原。
从内地来到巴里坤的骆驼客们还把这样一首用陕西眉户调唱的《十劝人心》留在了巴里坤的民间：
一劝人心皇上家听，
皇上家活人起也要用心。
我欠不下粮不怕官，
我孝顺了父母不怕天……
三劝人心弟兄们听，
弟兄们活人起还要用心。
庄活天地老大应，
买卖常做老二应。
单丢老三年纪最轻，
送到学堂读五经……
五劝人心姑娘家听，
姑娘们活人起还要用心。
针线茶饭齐学会，
到了婆家不受罪。
针线茶饭都不会，
到了婆家受了罪。
打的你身子伤娘的脸，
祖孙三辈都不得安然……
满口的中原农耕文化腔调，响彻巴里坤这片塞外大地。随着清代中期对天山北坡的大开发，这首《十劝人心》又从巴里坤传播到今昌吉州的六县一市和迪化（今乌鲁木齐）。中原农耕文化的西漫，由此可见一斑。
在巴里坤的石人子乡，有一座石人子庙，庙里供的是中原所没有的一座神像，当地民间称为“平安符”，实为一尊草原石人。
相传当年岳钟琪将军率大军进驻巴里坤大草原的时候，天宽地阔、高山险峻，大军常常迷路，行进十分艰难。这时，队伍前面出现一个面目不清、看不清如何行走的人赶来指路，把大军引向正途，最终打了大胜仗。战争结束以后，岳钟琪将军终于在现在的石人子乡找到了给大军带路的人，原来是草原上竖立着的一尊石人。岳大将军下令在此建庙，以谢石人显灵护佑大军夺胜之恩。
从此这座庙香火不断。过了若干年，一列大车队路过石人庙，车夫们夜宿庙中以避风寒。一个赶车人睡梦中梦见石人对他要水喝，赶车人醒后立即摸起身边的葫芦往石人头上倒去。没成想他睡意未尽，错把抹大车轴的油葫芦当成了水葫芦，给石人浇了一头黑油。他倒头睡去，又梦到石人对他说：你是个好心人，我会保佑你的。第二天车队照旧开行，结果一路上别人的大车不是断了轴就是折了辕，要不就是拉车的马受了惊，只有那个赶车人一路平安无事。
赶车人的故事传开以后，人们为了求取平安吉祥，时不时地到石人庙里去往石人头上、脸上抹点黑油，把一尊好端端的石人弄成了全世界最脏的神像。但据说石人对此并不计较，它具有西部草原民族的豪爽豁达性格，仍是有求必应。石人也就成了当地民间崇拜的神，被冠以平安符的称号（其实应是平安佛，因当地人操甘肃话，把佛念成了符）。
人们把神的形象刻到了草原石人上，这可以看作是中原汉文化在新疆本土化的典型例子，中原文化的内核通过西域形式加以外化。这种外化的例子在巴里坤还有很多，比如，八月十五巴里坤人吃锅盔；过年过节，巴里坤的汉人把煮好的各种肉食盛在一个大茶盘里端上餐桌，每人面前放一把小刀由客人们自己割肉吃。这本来是维吾尔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新疆少数民族的习俗，却也成了巴里坤汉人的习俗。
近现代的汉文化新疆本土化，从时间上看，巴里坤最悠久。因此可以说，巴里坤是新疆本土汉文化的大本营。
骆驼客——汉文化西漫的使者
再回到三塘湖。
据说在中湖村的东头，曾有一座山西骆驼客们修建的庙，在民国之初便已倒塌，叫做泉神庙。里面供奉着佛教中的观音菩萨、诸金刚罗汉，儒教中的至上文君孔夫子，道教中的老子和东方神君，天庭神话中的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和太上老君，地府鬼话中的阎罗天子与牛头马面，还有土地神和财神，最显赫的神像是关老爷即关羽，可以说是网罗了汉民族所崇拜的大部分神鬼，因而也可以叫做全神庙。
在新疆汉民族比较集中的地方，往往一座庙里供了很多门派的神。奇台的三清观、乌鲁木齐的红庙子就是个群神荟萃的地方。在内地汉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儒、道、释三家各行其道，而到了新疆，这三家却共居一室和睦相处。这也是各个风格的汉文化在新疆合流并本土化的一个现象。
三塘湖不远的地方是老爷庙口岸，这是个逢双月开关的与蒙古国通商的口岸。老爷庙究竟是哪个老爷的庙？据巴里坤县文管所前任所长、副研究馆员彭兴礼考证，这个老爷不是别人，乃关公关老爷是也。也就是说，在三塘湖盆地里的某处曾有一座规模不小的关帝庙。其实在新疆北部，有老爷庙地名的地方还不止一处。凡是山西骆驼客们所到之处，总会留下关帝庙。关公是财神，他的神位是因为其勇武忠义而得来的。
勇武忠义生财，这是旧时骆驼客们的信条，也是汉文化通过骆驼客们向西撒播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