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立法已经进入了快车道，每逢年头岁尾或是重要节日，一出台就是好几部，堂堂皇皇，猗欤盛哉。“有法可依”虽然做得八九不离十了，但提起“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来则不免英雄气短。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四种。
一曰武大郎捉奸式。咱们的法律不论多少，也不论大小，一旦遇到强权，往往立刻气赧神沮，见风收帆――立法虽多，但凡是约束公权力的大部分已经束之高阁，或是做了变通。近20多年来，反腐败立案标准，由800元退到2000元，再由2000元退到6000元，到今天60000元也休想立案。至于因贪腐而被判死刑的，由十几万元退到几十万，再由几十万退到几百万，现在连几千万都可能刀下留人，真不知道退到何时才是尽头。严禁刑讯逼供从延安时代就喊，《刑法》出台后还规定了量刑标准，前两年一些地方还煞有介事地又是发通知又是搞宣誓，结果死在派出所、审讯室的人反而与日俱增。《物权法》千呼万唤始出来，之前举国上下无不引颈而望，寄慨遥深，结果出台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无视物权的拆房势头更加“强劲”，真个是千里鸡飞万里狗跳，由此引发的上访大军滚滚不息。这些情形恰似武大郎捉奸一样，开始自以为正义在手、真理在胸，大呼小叫，豪情万丈，孰料被西门庆迎面一个窝心脚，踢回到了自家炕上。哼哼唧唧之时才发现，自己其实没啥能耐，乃不得已退而求其次，央求娘子：“只要你肯救俺不死，俺保证武二回来后不对他说。”如果按照中国习惯把执纪也当成执法的话，那么在遏制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和打击中小学乱收费等方面，“武大郎捉奸式”被演绎得真是淋漓尽致。
二曰黑旋风上阵式。黑旋风李逵粗陋无文，嗜杀成性，每逢上阵便抡起板斧排头砍去，不分良莠、无论官民。当今很有一些执法者，借法律之威，对弱者的权利，也像黑旋风来到战场一样，横劈竖砍，率性而为。在他们那里，《工会法》变成了工会官定一花独放法；《枪支管理办法》变成了禁止使用枪支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变成了罚款法……此之“执法”虽不失一个“严”字，可偏偏是严酷之“严”，而非严谨、严格之“严”。
三曰矮脚虎、小霸王绑票式。在梁山泊的好汉里面，很多人上山前曾经落草为寇。比如小霸王周通和打虎将李忠曾经占据桃花山，矮脚虎王英和插翅虎燕顺曾经占据清风山，鲁智深、武松、杨志曾经占据过二龙山，等等。这些人里，鲁智深、武松等人是义盗，除暴安良，扶危济困，并不伤害无辜百姓；而小霸王和矮脚虎则与一般土匪没有区别，既打劫来往客商，也袭扰无辜良民；既劫钱财，也抢花姑娘。因为能耐不大，所以平时多以绑票勒索为能事。有利则热情高涨，无利则吊儿郎当。大当家一发话，小匪们无不欢呼雀跃：“弟兄们今天又有酒喝了。”于是，烟筒冒烟，罚款；工厂下水道排污，罚款；交通违规，罚款；孩子超生，罚款；小贩占道经营，罚款；宾馆饭店洗脚城容留小姐卖淫，罚款……但只要你拿了银子，烟筒只管继续冒黑烟，工厂只管继续往河里排污水，汽车只管继续超载行驶，三个四个孩子只管继续生，小贩只管在主干道上卖鱼卖肉卖菜，宾馆饭店洗脚城里只管继续鸡鸣鸭叫……以罚代法、以罚代管，已经形成时尚，而某些“强势群体”则已堕落成了“国营绑票公司”。看一看他们的办公楼、宿舍楼，就知道他们的生意有多么红火。从山西拉一车煤去黄骅港，不等走出山西就得被罚去1700余元。某地交警罚红了眼，在高速公路上公然设卡，把过往的所有车辆拦截到服务区接受罚款。有的县（市）政府，到年底见财政入库任务完不成，就给机关干部每人发一套警服，到路上去拦车罚款；自然个人不能白干，人人都有些提成。
四曰小寡妇上坟式。有些法律在颁布实施伊始，宣传贯彻的声势确也十分浩大，印发宣传材料呀，上街释疑解惑呀，执法大检查呀。到第二年的纪念日，也还能组织起一干队伍，在大街摆上几张桌子，接受群众咨询，甚至还要设立一部举报电话什么的，也有人值班。到第三年，上街宣传的就犹如老山羊的胡子，没几根了；举报电话也难得有人接听了，就是听，声音也是懒洋洋的。到了第四年，不仅没有人再上街，连举报电话也撤了。我们的《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等，遭遇的就是这样的下场。打个比喻，这情形就有点像寡妇上坟一样，老公刚死的时候，余情犹在，顾影自怜，老公的坟上得也勤些；等到老公周年，还要带上儿女去坟上哭两鼻子；到了第三年，已经琵琶别抱，就只打发儿女去随俗焚锞纸了；到了第四年，绿水青山带笑颜，前老公的忌日早已经忘到了九霄云外。
总而言之，上述种种之基本特点则是一致的，即法律并不像是人人必须遵守的“规则”，倒像是强者给弱者立的“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