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经济转型升级、低速增长的新常态遭遇“黑天鹅”的新冠疫情，我国经济增长面临巨大压力。三驾马车中出口、消费纷纷失力，投资成为稳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新时期，“铁公基”类的传统基建定位重在托底补短板，维持经济发展的稳定性，而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基建乘势而起，旨在调结构、长远谋发展，着眼未来发展质量高度和竞争格局。为稳增长、稳就业、稳投资、调结构、促创新，中央到地方对“新基建”的重视达到了新的高度，中央密集点名，地方纷纷发力，市场普遍响应。截至3月底，各省市共推出超过49.55亿的投资蓝图，其中“新基建”成为最亮的点。可见“新基建”将在拉动经济增长、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中发挥积极作用。在此背景下，商业银行如何抓好“新基建”这一风口，在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同时，实现自身的业务转型、信贷结构优化，高质高效发展，值得提前研判、提早谋划。
1．新基建的内涵
今年随处可见“新基建”，但新基建并非新事物，第一次正式出现在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随后2019年被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新基建提速发展，被高度重视，2020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2月中央深改委会议、3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持续密集部署。中央会议内容的新基建，侧重于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3月2日，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报道，“新基建”指发力于科技端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含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
至2020年4月20日，发改委对新基建做了权威解读。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求，提升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当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首次明确了新基建的范围，包括三大类：一是信息基础设施，包括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新技术基础设施、算力基础设施等。二是融合基础设施，支持传统技术设施转型升级，包括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三是创新基础设施，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创新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包括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
“新基建”具有鲜明时代烙印，“新”是相对“旧”、“老”、“传统”而言。当今说的传统基建“铁公基”指铁路、公路、机场、桥梁等，在20年前也是我国的新基建。可以预见，未来20年支撑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新基建”就是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科技创新领域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等消费升级重大民生领域。传统的基础建设需要与新基建融合发展，通过数字化改造和升级。
2.新基建的本质要求
新时代社会经济对基建有新的要求，从而孕育出新的基建，疫情爆发为其充分加速。新基建适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产业链要迈向全球中高端的要求，符合创新引领、绿色环保和服务消费升级的发展理念，既补短板又助力新引擎。
需求上，新基建将更好地服务于消费升级，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已经进入消费主导的新时代，2014-2019年消费连续6年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9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万美元，预计将在3年后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中国享受型消费快速增长。新基建将推动中国人民率先享受智能经济和智慧社会的福利。
生产上，新基建将为中国创新发展、高效发展、绿色环保发展，特别是抢占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高点创造基础条件、创造新动能。
科技发展上，新基建符合科技发展潮流，是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以及赢得国际竞争的关键。人类在18世纪进入蒸汽时代，19世纪进入电气时代，20世纪进入信息与互联网时代，随着未来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成熟，21世纪将步入智能时代。新基建相关产业带动效应强，对经济社会各方面辐射作用明显，能加速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落地和智能社会的到来，也是当前及未来各国科技竞赛的制高点。从美国以一国战华为能看出新基建关乎我国未来。
3．新基建的不同与优势
从本质要求看，新基建与老基建不大相同，新基建为解决新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应运而生。
从带动效应看，新基建正外部性更强，新基建有广阔的应用场景和较大的市场潜力，民间资本对于新基建有着更强的参与动力，因此可以通过更少的政府资金来撬动更大规模的民间投资，从而更低的财政压力。
从漏损看，新基建投资的“漏损”更小，更有利于国内经济。如传统的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耗费大量的铁矿石、工程机械等进口商品，使得我国财政支出扩张收益体很大部分落在海外经济体。因此，新基建正外部性更强、漏损更小，将有更多国内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受益。
从适应性看，新基建是“顶天立地”，既与传统和高科技融合程度很高，又与普罗大众关系密切。似乎“新基建”的直接投资活动都在高科技领域，与普通就业人员关系甚微。但是，在这些基础设施就位、使用费用大幅下降至普通人可以承受范围内时，就会与普通就业人员密切相关。
1．中央和各部大力支持、相关产业积极参与
（1）决策层面，中央号召、地方政府积极跟进。2020年以来，中央开始密集提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所以，由“基建补短板”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决策层的转向和重视将为新基建持续开拓成长空间。相应地，已有超过20个省市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及新型基建，其中8个地区明确规划了年内计划新建5g基站的数量，合计超过30万个。截至3月，全国31个省份（除天津、内蒙古、新疆、海南、辽宁、青海等地尚未公布整体投资计划外）推出超过49.55亿投资计划。
（2）监管层面，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纷纷出台落地，扶持推进新基建。第一，财政政策。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为新基建进一步拓宽资金面积极的财政政策导向。减税降费、专项债扩容、引导政策性金融债发行等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发力，将持续利好新基建。第二，间接融资及货币政策。央行连续降准降息，lpr改革疏通金融支持实体的传导途径lpr利率多次下调，持续降低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新基建相关行业将从中受益。第三，直接融资及资本市场政策。国家一直致力于完善资本市场，推动提高直接融资占比，再融资及并购重组放松，助力金融支持新基建展直接融资是大势所趋，融资结构转换将有利于新基建。
（3）产业政策层面，交通部、工信部等频频加码政策，加速新基建产业部署。以交通运输部、工信部为代表的部委，相继发布产业政策，致力于新基建，包括对传统基建补短板与建设5g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如交通运输部表示，将积极完善城市群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推进基建补短板完善京津冀、长三角等城市群交通网络，推进城市群基建补短板。工信部表示将持续推进5g基础设施建设。
（4）产业层面，产业整体发力创新，龙头企业引领新基建发展。我国新基建产业链企业重视创新，整体加大创新投入，培育利好新基建发展的产业环境，而龙头企业如三大电信运营商等带头进行新基建，而pe/vc资本对新基建方向的关注度也在不断攀升。
2．新基建体量大，带动效应强
第一，相比老基建，新基建占比可能尚小，但新基建的绝对规模绝不容小觑，且新基建的带动效应和未来成长，是老基建无法比拟的。据华创证券、兴业研究等机构预测，2020年新基建投资规模预计超过2万亿元，2025年有望接近4万亿元。尽管新基建当前规模尚不足，但是新事物发展有过程，未来新基建的占比会越来越高，增量贡献会越来越大。
第二，新时代对新基建的本质要求是创新、绿色环保和消费升级，补短板的同时为新引擎助力，央视报道的七大领域是新基建的部分核心，而非全部。
第三，“新基建”通过上下游联动效应，进一步带动新兴制造业和服务业蓬勃发展，未来空间巨大；而“老基建”就像传统行业，现在占比大，但增长慢，未来空间有限。
3．新基建大概率将成为“十四五”的重要发展方向
2019年11月2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研究部署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编制专题会议。李克强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阶段，将推出一批重大工程和项目，着力提升基础设施水平。各省市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纷纷提及新基建，2020年有望成为新基建的大举布局之年。新基建将将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既助力“十三五”规划妥善收官，又与“十四五”规划发展目标相契合，将成为“十四五”的重要发展方向。
1．广东省新基建直接投资规模大
新基建投资规模大，是十五期间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之一。截至2020年3月，全国25个省份（天津、内蒙古、新疆、海南、辽宁、青海等尚未公布整体投资计划）推出超过49.55亿投资蓝图，其中“新基建”成为这次投资蓝图的亮点。据兴业研究预测，2025年新基建投资规模为3.76万亿左右。对广东省而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规划中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排在首位，因此近年广东省基础设施建设雄心勃勃，这也是广东省各农商行发展壮大的绝佳机会。据赛迪智库工业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各省区市“新基建”发展潜力白皮书》，广东省新基建发展潜力综合得分87.26，领先全国，凸显广东省新基建实力。3月5日，省发展改革委官网发布《广东省2020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显示，2020年广东共安排省重点项目1230个，总投资5.9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7000亿元。其中基础设施聚焦城际轨道、5g通信为代表的“新基建”，产业工程项目上不断向装备制造、现代生物医药等高端产业发力。其中以江门为例，据《江门市2020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2020年江门共安排469个省重点项目，总投资5322亿元，年度计划投资742亿元，年度投资占广东省总额近十分之一，其中城市轨道、人才岛、深圳科技园江门园区等项目与新基建千丝万缕。5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提出加快移动支付等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这正是“新基建”中融合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基建投资将带动相关产业投资和发展需求，除自身资本金和直接融资方式外，大部分资金需要银行信贷支持。
2．广东省是制造业大省，新基建行业基础扎实，部分支柱产业或战略新兴产业关联新基建
广东省是世界级制造业基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超过5.5万家，具全国首位,电子信息产业总产值占到全国三分之一。同时，广东省产业正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节点，面临着新机遇、新挑战，产业亟需转型升级。新基建正是广东产业升级的重要契机，涉及的5g、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在广东省都有着深厚的产业基础，高度符合广东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方向。
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未来深圳市定位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继续将其在信息软件服务业方面的优势发扬光大，加快5g和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领域方面的研究与运用，为传统制造赋能，为珠三角提供全面的数字化、信息化支持。珠江东岸和珠江西岸欲分别加快打造高端信息技术产业集群和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前者主要包括新一代通信网络终端设备、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及关键元器件、激光器件，后者则主要包括智能制造装备、新能源装备、节能环保装备、海洋工程和航空航天装备等。
各市 | 第二产业升级方向 |
深圳 | 5g通信设备、关键电子元器件 |
广州 | 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和高端医疗设备 |
东莞 | 集成电路、智能芯片、高端服装 |
惠州 | 平板显示、led、汽车电子、智能设备终端、绿色石化 |
珠海 | 生物医疗、海洋工程 |
佛山 | 智能制造装备、新能源装备、节能环保装备 |
中山 | 智能制造装备、生物医药 |
江门 | 新材料、智能家电、轨道交通装备 |
肇庆 | 新材料、环保多功能家具 |
资料来源：李奇霖等，《粤港澳大湾区产业格局与发展》
以江门市为例，江门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核心产业有轨道交通、摩托车和零部件制造、海洋装备、电子信息、现代农业等。江门市正欲通过承接转移产业、升级传统产业和培育新兴产业等路径，打造新材料、大健康、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和文旅产业六大千亿产业集群。如推进深江科技成果产业化合作，依托高新区、深江产业园、蓬江产业转移园与深圳开展人工智能、大健康新医疗、光电子激光、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未来产业领域的科技成果产业化合作。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新基建”产业链项目，将成为江门新一轮投资亮点。相关项目需要银行进一步发挥信用中介的作用，提供针对性的金融服务。
3．探索新业务、培育新能力、补短板的机会
广东省各农商银行可顺应政策和产业升级趋势，逐渐增加相关行业资产配置，并进行人才和项目储备，为未来资产切换做准备。首先，新基建相关业务有各级政策支持，风险被一定程度分散转移，此时正是各农商行探索新业务、培育新能力、回归银行本质的良机。其次，政策风口下贷款积极适当投向新基建产业链相关企业，改善各农商行信贷结构，一定程度解决各农商行资金利用率不够、大额贷款占比偏高等共性问题。最后，尝试探索开展如银团贷款、债券承销、财务顾问、兼并收购等投资银行业务，投贷联动业务，创新信用贷款产品，为企业创造信用价值。
4．借力新基建推进自身数字化转型
银行业既是为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供金融支持的骨干力量，又是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中肩负改革转型任务的市场主体，新基建正从理念、业务、技术和数据等方面为商业银行带来转型升级的窗口机遇。各农商行可以在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等方面搭新基建的顺风车，一方面可以在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的阶段巩固自身的金融科技实力。另一方面，随着新基建商用率普及，更多的机构参与进去，试错成本会大大降低，数字化转型之路也将走得更为顺利。借机大力发展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等金融服务，在提升本身经营管理与水平的同时，提升为社会金融服务的能力。
1．较难直接介入新基建项目
一是相比老基建，新基建项目投资金额变小，但其资金需求对资本金偏小的农商行来说仍是力不从心。因此，基建项目大多是政策性银行和四大行的囊中物，农商银行较难直接介入新基建项目。二是基建项目具有融资规模较大、融资期限较长的特点，可能并不符合农商行风险偏好。三是优质新基建产业链项目，当前经营环境下竞争必然激烈，稍劣的项目又十分考验银行的经营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
2．服务产品经验欠缺
一是“新基建”中的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领域大部分属于轻资产行业，缺乏传统意义上的抵押物，而这一直是众多农商银行极力回避或无力把控的信贷业务，也不大符合各省联社业务管理导向。二是新基建关联产业大多是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含量深、进入门槛高，非农商银行传统重点关注或擅长领域。三是新基建将催生很多新的金融需求，如知识产权质押、投贷联动、债券承销、融资方案设计等，而大部分农商银行缺乏此类经验。
3．新基建蕴含新、老风险，风控水平制约
一是新基建投资项目金额大、周期长，蕴含着创新、技术、跨领域的多重风险，相比老基建或传统制造业，新基建领域的高新技术风险更高，且大多不是农商银行熟悉领域。二是“新基建”风险的隐藏性更深、风险的传染性更强，技术的更新迭代速度也更快，部分风险也更新。三是与老基建一样，新基建也存在重复建设、盲目投资、产能过剩、建易难管等潜在风险。大部分农商行相对缺乏基建项目风险管理经验，抓住新基建项目机遇的同时更考验风险管控水平。
1．提高政治站位，加大新基建支持力度
农商行应提高政治站位，响应国家号召，加大对新基建的金融支持力度，支持实体经济建设。这也符合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新旧动能转换等政策导向。在能力范围内，授信政策上积极支持“新基建”行业，给予一定优惠和倾斜。为新基建项目积极输送金融产品和服务，以更精准、专业、高效的综合性、差异化服务，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注入金融活水。同时，助力传统企业加快数字化、互联网化、智能化转型，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反哺金融业。
2．加强宏观政策研究，尝试投资银行业务转型
“新基建”的发力，将给商业银行带来巨大的业务机会。但当前以特高压、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基建”仍属于相对新颖的领域，且时间跨度一般比较长，商业银行可能短时间很难了解清楚相关领域。农商银行应加强对“新基建”领域的调查研究，发现行业亮点，定位行业风险，进而寻找自身可切入的业务机遇。同时，积极寻找相关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头部企业等，并建立与他们及上下供应链条上企业之间的联系，为下一步精准服务提供支撑。在研究支持下，“干中学”尝试开展投资银行业务，推进业务转型、信贷结构优化。
3．深化数字化转型，促进技术和业务融合
数字经济时代，银行数字化转型迫在眉睫，已成为众多先进农商银行四大战略转型方向之一。新基建、数字经济风口下，数字化转型事半功倍，是缩小与竞争对手数字化差距的机遇窗口期，农商银行需要牢牢抓住、充分利用此时期，尽快做好更快速衔接新基建能力的步伐，快速梳理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和任务，深化数字化转型，做好迎接智能时代、数字时代的准备。同时，积极利用“新基建”提供的场景，开展业务，需进一步强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业务中的应用，做好技术与业务的融合，在提升产品竞争力和便捷性的同时，也能通过自身实践拉动“新基建”投资。
4．提升风控、产品服务创新能力
一是不断提升风控能力，尤其要管理好“新基建”所隐藏的新风险。一方面，农商银行自身在投入、运用金融科技时要注意科技的两面性，注重风险控制。另一方面，在为“新基建”提供金融服务时要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风险控制，更好地助力业务发展。合理增强项目长周期角度的风险评估力度，着力加强实效性贷后管理措施。此外，强化在新基建融资领域的市场化、透明化规范操作，防范部分新基建项目尤其是地方平台参与的新基建项目的合规风险。二是不断提升产品服务的创新能力。“新基建”产生新的金融需求，要求商业银行要进一步完善信贷政策，创新业务模式，提升服务能力，更好地匹配“新基建”领域的金融需求，为新基建项目量身定制金融产品，提供更精准的金融服务。